克鲁斯还讲述了弗洛伊德师从法国著名神经病学家让-马丁·沙可的故事，后者被称作“神经病学界的拿破仑”，他有关歇斯底里症的理论（主要通过从科学角度令人怀疑的基于催眠开展的研究）深深影响了弗洛伊德如何理解这种在精神分析学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综合征。
克鲁斯指明弗洛伊德对一般的心理状况、尤其是性兴奋采取过于机械的看法，揭示出因弗洛伊德的种种成见使他无法理解“积极的性体验，其作用不仅在于生理分泌、器官震颤和排出体液，而涉及人的全身心，他们对尊重的需求在这种相遇中得以满足”。克鲁斯说，这种理解是“全人类本能知道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性和尊重的结合在许多文化里是一种可以传达的道德理念。但是，那些人口稠密、明显压迫女性的社会所提供的现有证据显示，有相当一部分人直觉地把尊敬和性满足分隔开来。
弗洛伊德既然已经事实上从身心健康诊所被驱逐出去，我们就变得不那么神经质了吗？这个有害的“幻觉”不复存在，再加上各种可靠的精神药剂和基于实验的认知治疗技术，我们就可以声称朝着比精神分析盛行时期生活的祖先更理性的精神状态前进了吗？
《弗洛伊德》读后感(六)：弗洛伊德的病历体传记
尽管弗洛伊德饱受争议，但是其追随者依然使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来整断精神病人，甚至用它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这一次，路易斯•布雷格却想用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弗洛伊德，于是写成了一部类似于“精神科病历”的传记《弗洛伊德：梦•背叛•野心》。有趣的是，这一传记甚至受到了弗洛伊德孙女的认同。她认为布雷格的文本的确算是一部“严肃的科学读物”。这表明该书的大部分事实肯定能够跟她对祖父的记忆相互映证。
成年的弗洛伊德一直受到焦虑、恐惧和死亡的困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疾病。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这当然跟他童年时代受到的巨大创伤有关。弗洛伊德一岁时，他的母亲生下了另一个男婴。他的母爱不得不跟弟弟分享。更不幸的是，这个弟弟八个月之后夭折了。沉溺在悲痛中的母亲忽略了对小弗洛伊德的照顾和关爱。之后，他的母亲又生了好几个小孩。母爱缺失在弗洛伊德的身上不断强化着。在他两岁半的时候，就连细心呵护他的保姆也因偷窃被赶出家门。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在他三岁半的时候，父亲生意失败，全家不得不搬去维也纳。三岁半正是成长的懵懂期，他却要跟熟悉的伙伴与环境断绝来往。弗洛伊德的生活这一次“几乎被连根拔起”，离家的火车站据说成为了他的一个巨大阴影。他当时惊恐万分，甚至觉得火车站照明用的煤气灯像是“地狱中燃烧的灵魂”。这一意象来自圣经的《启示录》，在天主教中象征的是万劫不复。三岁半小孩竟然在他人生的第一次旅行中体验到这样令人惊悚的恐惧感，所以布雷格在书中说多次提及“焦虑和恐惧一生都**着弗洛伊德”，想来应该是可信的。
为了逃避焦虑、愤怒，他让自己生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他的父亲在世俗看来只能算失败者，弗洛伊德转而崇拜英雄汉尼拔、亚历山大，早早地显示出“征服世界”的野心。这种英雄式的自我想象是他自己治疗伤痛的一种方法。他爱好阅读，从小被人称为“书虫”，热爱古代艺术品收藏，只是为了在私密的、想象的世界中寻求一点补偿式的安慰。在这个避难所不仅藏着他受伤的心灵，还有他迫切追求建立伟大事业的野心。这种野心跟童年创伤的补偿密切相关。
应该说，布雷格对病人的生平挖掘得极为*细致。为了成就自己的野心，弗洛伊德还曾经背叛过他的赞助人和支持者。这些人曾经扮演的身份也许是他精神上的父亲，“英雄”般的父亲。弗洛伊德跟他们的决裂，诠释的恐怕正是“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正直而又慷慨的约瑟夫•布洛伊尔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比弗洛伊德大14岁，在经济上无私地支持弗洛伊德。他们还是研究上的合作者，共同写作了《癔症研究》。并且，弗洛伊德在《论失语症》一书的扉页上赫然写着“将此书致献给布洛伊尔”，还以布洛伊尔妻子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女儿。在他们交往的蜜月期，弗洛伊德说布洛伊尔“总是善解人意”，就像“太阳”。在不少文化中，太阳就是父亲的代名词，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随着弗洛伊德在研究中越来越关注性的作用，他们的友谊便无法维持了。之后，弗洛伊德表现得相当决绝，在街上遇到布氏，视若不见，扬长而去，毫不理睬昔日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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