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主体性觉醒的身体
现代西方思想史，总是把主体凌驾于社会历史实践之上，无论是笛卡尔的“我思”，还是康德的物自体，无论是胡塞尔的先验主体，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性”，它们都是先在的，支配着历史实践，主宰着知识的生产、话语的流通、权力的实施。“主体被看作一个实体，是整体的，普遍的，全盘性的，它形成抽象的制度框架，且常常对个体视而不见。” 在福柯看来，西方思想史颠倒了主体与社会历史实践的关系，不是主体决定了社会历史实践，而是社会历史实践、是知识、话语、权力等构造了主体。因此，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被制作出来的，它是具体的、发生在特定的领域，特定的时刻，针对个体并塑造个体。福柯说，“我把主体化称为一种程序，通过这种程序，我们获得了一个主体的构成，或者说主体性的构成，这当然只是一种自我意识的组织的规定的可能性之一。” 主体的这种被制作过程即是主体化。哈姆莱特复仇行动的延宕，或许是以他复仇主体性的最终建立而终结的，他的身体也因此觉醒，理性与行动力得到统一。
真相打击之后，哈姆莱特渐渐回到了王权乃至伦理秩序的规训下，他的复仇主体性还没有建立。他消极对抗着王权的检查和监视，同时抗拒成为与国王一样的罪恶的杀亲篡位者，并怀疑鬼魂的真实性，精神与身体都在无奈地“踱来踱去”。
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炽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困境，无论怎么做，他都注定成为正义、权力、伦理祭坛上的牺牲，国王的屡次试探，意味着他服从王权也只能做任人宰割的鱼肉，复仇的任务始终萦绕在他的内心，他必须有所作为。
哈姆莱特：我的亲爱的父亲被人谋杀了，鬼神都在鞭策我复仇，我这做儿子的却像一个下流女人似的，只会用空言发发牢骚，学起泼妇骂街的样子来，在我已经是了不得的了！呸！呸！活动起来吧，我的脑筋！
国王看戏之后，哈姆莱特接受了复仇行动，
哈姆莱特：现在的一夜之中最阴森的时候，鬼魂都在此刻从坟墓里出来，地狱也要向世人吐放戾气；现在我可以痛饮热腾腾的鲜血，干那白昼所不敢正视的残忍的行为。
这段自白可以视为哈姆莱特的自我鼓励，他的复仇主体在权力、话语的塑造下，不得不开始建立，但并没有完全地形成。因为国王在祷告而暂缓刺杀，不过是他抗拒行动的一个理由。正如国王所说，“我们所要做的事，应该一想到就做；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变化的，有多少舌头、多少手、多少意外，就会有多少犹豫、多少延迟；那时候再空谈该做什么，只不过等于聊以**的长吁短叹”。
哈姆莱特离开丹麦，在路上遇到了小福丁布拉斯的军队，看到他们为了区区弹丸大小的不毛之地英勇地去战斗，他意识到了自己缺乏复仇的决心。
哈姆莱特：……现在我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方法，可以动手干我所需要干的事，可是我还是在大言不惭地说：“这件事需要作。”可是始终不曾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从这一刻起，让我屏除一切的疑虑妄念，把流血的思想充满在我的脑际！
经历了这么多，哈姆莱特复仇的主体终于建立起来，他的身体觉醒了，行动力明显增强。首先，他使身体摆脱了王权的裁决，拯救了自己的性命。他发现了国王谋害他性命的文书，巧妙地伪造，利用王权处决了它自己的爪牙。接着，他使身体从王权的控制下挣脱出来，获得了行动自由。他跳上追击他们的盗船，“光着**”回到了丹麦。他的情感、理智与外在的行动力统一起来。哈姆莱特真正接受了以鲜血洗净罪恶的复仇大任，视死如归，他说“时间虽然很局促，可是我已经抓住眼前这一刻工夫；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在说一个‘一’字的一刹那之间了结”，“注定在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逃过了今天，明天还是逃不了，随时准备着就是了”。在与雷欧提斯比剑时，哈姆莱特的身体果决自如，接连两次击中了雷欧提斯。雷欧提斯刺伤了他，二人在争夺中彼此手中之剑各为对方夺去，哈姆莱特以夺来之剑刺伤了雷欧提斯。得知剑上有毒，哈姆莱特没有为自己感伤，决然刺死了国王。临死之前，除了传达事情真实经过及认可小福丁布拉斯，“仅余沉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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