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3年逃离纳粹德国到1951年被美国接纳为公民，她度过了长达十八年的无国籍流亡之旅。但她始终坚持世界主义者的立场，试图以一个局外人的客观立场来审视犹太人的历史，反思欧洲政治文明进程中的问题。
艰难的成长和很多思想家一样，她无缘享有童年的无忧无虑。父亲的早逝，母亲的再嫁，与继父的家庭艰难融合，这对一个孩子来说都是艰难的。她很早就培养起了阅读的习惯，得以在现实之外构建一个理想的家园。少女时期，她因为抵制教师而被学校开除过，也写过一些水平不高的诗，谈过恋爱。
直到进入大学，她终于有幸得遇两位恩师——雅思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开始了毕生的学术研究。
寻找自己的路径在学术启蒙上，阿伦特是非常幸运的。她来到马堡大学跟随海德格尔学习的时候，正值海德格尔写作《存在与时间》之时，她追随着他的思路去思考，被其中的理性与**深深吸引。后来，她又得以去弗莱堡跟随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学习，这份幸运真是令人艳羡。等到她去海德堡跟随雅思贝尔斯写博士论文时，又赶上雅思贝尔斯学术转型后第一本哲学著作《哲学》的草创期。三位大师的影响让她能够迅速进入学术之门，构建哲学的根基，迅速成长并探索自我之路。
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中“爱”的概念。这其中包含着她对于犹太人未来命运的焦虑。她虽然也希望犹太复国，但又不接受犹太复国主义者移民巴勒斯坦的计划，也反对以丧失公民资格为代价的同化策略。直到以色列建国后，一系列隐忧终于变为现实的冲突，身在美国的阿伦特也一直没有将自己的目光从此移开。她一直在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资源为自己的民族而奋战。她对现实政治的热切关怀也使她不能安于做一个学院派的政治哲学家，而是不得不顶着争议出现在公众视野，撰写一大批时政文章四处与人论战。包括战后美国国内的政局，学生运动、黑人问题，她都不曾置身事外，而是一直保持介入和批判的姿态。
极权主义的起源8.7[美] 汉娜·阿伦特 / 2008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人的境况9.0[美] 汉娜·阿伦特 / 2009 / 上海人民出版社过去与未来之间8.8[美] 汉娜·阿伦特 / 2011 / 译林出版社论革命8.8(美)汉娜·阿伦特 / 2007 / 译林出版社共和的危**.0[美]汉娜•阿伦特 / 2013 / 上海人民出版社说起影响她至深的雅思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前者在她移民美国很久后重获联系，并维持了终身的友谊，在很多观点和立场上给她很大支持与慰藉。后者则因一度为纳粹服务并发表极端民族主义的宣言而深深伤害了作为犹太人的阿伦特，虽然他俩年轻时曾经有一段秘而不宣的暧昧情感，也终究不能弥合历史的创伤裂痕。
爱情是志同道合阿伦特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在1929年9月，与君特·斯特恩，一个和蔼而绅士的人，有音乐才华。和很多年轻时缔结的婚约一样，随着两人渐渐成长和分化，精神上的鸿沟越来越大，最终分手。第二人丈夫海因里希·布吕赫是个共产主义者，有**，热心政治活动，非犹太人，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两人在布吕赫41岁生日之际结婚，直至终老。两人在学术和生活上彼此扶持，正如阿伦特一首诗中所写“一对爱人从旁经过，承载着时代的重负。”
布吕赫先她而去，享年71，像他在讲座中所说，两人的爱情早已超越了爱欲。
友谊意味着没有爱欲的爱。真正有价值的是两个人格互相之间的观照；他们能对彼此说“我向你保证你人格的提升，同时你也向我保证我人格的提升。”丈夫的辞世对她来说等于熟悉世界的崩溃，尽管感情上她表现的很节制。书中有个细节写到：
一天晚上，安妮·威尔（阿伦特的好友，专程来陪伴她度过艰难时刻）从商店回来，用布吕赫的钥匙开了门。这时正在起居室与一个学生交谈的汉娜·阿伦特听到熟悉的声音，就习惯地说——“海因利希，把你的套鞋脱在门边。”当安妮·威尔走进起居室的时候，阿伦特叹着气坐回她的椅子，一句话也没说。孤独终老，总是残酷的。
欧洲文化的译介者除了在政治哲学领域的著述和政治活动中的贡献外，阿伦特在美国期间还曾担任邵肯图书公司的编辑，并将许多欧洲思想家和文学家率先介绍给美国文化界，对于欧洲文化的传播居功厥伟。比如她不幸的朋友——瓦尔特·本雅明，一个死在逃亡路上的犹太思想家，他委托给阿伦特的手稿，最终被她妥善地带到重建后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尽管受到阿多诺的阻挠，阿伦特还是坚持让本雅明的著作在美国出版。她完成了卡夫卡日记的核对、编辑和出版，并在《党派评论》上发表了推介性的文章《弗朗兹·卡夫卡：重新评价》。此外，像海涅、拉扎尔等当时不为人知的作者都是经由她介绍给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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