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和清代的异族统治悲剧，在先生的著作中更见其详细。想到近代日本对我们国家的侵略，吓出冷汗。要不是吗，美国那两颗原子弹，华夏民族是不是将再一次沦为异族铁蹄下的牺牲品呢？
先生在著作中三番五次的强调，站在对历史完全否定的态度上的革命，只是农民的野蛮行为，无法长治久安。莫不是一语成谶呵！润芝先生所行之道，正是钱先生所担心的局面啊！
不细堪秦汉唐宋，不能体味当世之时下层黔首的悲剧境遇啊！惊人的贫富差距，同样的物价和房价，贫富差距分明就是富人对穷人**裸的剥削啊！付出就真的收获吗？哪怕仅仅对于经济收入而言，也完全沦为一则笑话。冗繁的行政机构，逢官必贪的行政理念，买地敛财的地方政府，制造出一个特殊的富裕阶级“拆迁户”……乱象丛生。而愚人的教育体制更从根本上毁灭了民族的未来。先生所谓之“士人的精神”、“民族的灵魂”，荡然不复如屠城。
我也有我的中国梦呵，愿我们的民族重新成为一个有灵魂的民族。
中国史，我最心念于宋史。拍遍栏杆的稼轩啊，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放翁，臣子恨终未雪的岳飞啊，凄凄惨惨戚戚的易安……勉强于战乱割据中建国的大宋，似乎从一开始就一步步走向悲剧命运。文人治国，士子之才情与觉悟，功与过，都是为家为国。谁料到靖康难，皇室迁。难以想象钦宗身陷异族为虏，泣于臣子马前，求归家为太史。而赵构为保偏安皇位，忍弃父兄于贼地，更竟杀岳飞、毁忠臣。宋词的悲情与惆怅，曾经的我们，读懂了几分呢？！
（暂笔记于此，未整理。）
《国史大纲（上下新校本）》读后感(五)：进退之间：中国古代宗教比较——《国史大纲》阅读笔记
从未正规涉猎国学，却从这部历史书里有所学习。Mark一些学习笔记：
中国古代宗教以皇帝为“天子”，为上天与人世之间的仲介，皇帝能尽此责任，就是圣君。这一点与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古代文化非常接近，比如说埃及的法老。
正好在读一本Mark Lilla写的《夭折的上帝》，里面对早期人类的这种近乎本能的思考有这样的讨论：为什么有些宗教信仰被转化成了有关政治生活的教旨？如果我们真的把神看成是一个有意图的人，而宇宙秩序就是那些意图的结果，那么神的意图就是一种积极的意志，而非沉默的结果。政治就此掺和进来——政治生活围绕着关于权力的讨论：谁可以合法地行使权力去支配别人？出于什么目的？在怎样的条件下？
然而神对于中国人而言后来似乎就没那么重要了，可能与儒家的兴起和长期统治有关。儒家注重“人道”，而非“神道”，因为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儒家在政治上主张大一统的地上王国，统治于圣君之下，推行一种圣贤政治，以道德理论教化人民（sounds quite familiar）。对于个人而言，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大众谋现实，不为个体营虚求。人生理想，唯在此生此世。
相对于儒家的“教化”，道家则主张“不教”，他们的理想是“小国寡民”（这点在今天看来太反自然，因为民乃人，人乃动物，动物乃以繁殖为目的，如何可以始终保持“寡民”呢？），不愿有团体和社会的压迫（与西方社会六、七十年代一些乌托邦团体的实验社会有相同的诉求），不乐于为团体社会作个人牺牲。所谓“鱼相忘于江湖”，其理想社会，正如江湖，群鱼自得其乐，丝毫无束缚。既然无求于社会，则一切需自给自足，即不可能，于是幻想做“吸风饮露”的仙人。
于是中国古代文人，于盛世则追求儒家的大众人文业绩，如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于乱世则转向道家的私人修行解脱，如东晋士族从“经学世家”转而追逐庄老，只求“致性逸情”，不用世事。比如著名的东晋头牌知识分子大V王羲之，早年追求文学书法，晚年就喜欢跟着一帮道士到处寻丹访药，而他的好儿子王徽之也以一个浪漫的“雪夜访友”的故事立下flag：某夜王先生忽然来了兴致要去看一个朋友，于是不顾大雪，打了一艘船上路，等到天明到了朋友家附近，觉得意兴已尽，也不上楼了，直接掉头返回自己家里。
除了儒和道，后来又来了佛。
佛教从东汉末传入中国，于南朝开始兴盛。与儒家“融个我入大群体”的思想相反，佛教要“脱离大群体而完成自我”。小乘时期，强调轮回果报，与中国世俗祭祀阴阳巫道有相通之处；大乘时期，强调世界虚实，名相有无的哲理思辨，与中国的老庄玄学有相通之处。而天台、华严、禅宗则重视自我教育，人生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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