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法律关心的是制度和秩序，而不是个人福祉。对法律而言，不存在电车难题，牺牲一个人救下五条命，就是法律的逻辑。法律永远是后知后觉的，但是一旦海拉细胞牵扯到的天平两端，分别是拉克斯一家人的利益诉求和社会公众的医学福祉的话，我想在法律面前拉克斯家会输得一边倒。
这个故事，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换一个走向，能让每个人都好一点，更满足呢？
我实在想不出来。
除了关乎社会与历史背景，科学与商业伦理，以及生物资产权属之外，这个故事里其实还体现到了无效沟通的方面。1973年6月，人类基因图谱第一届国际研讨会之后，麦库西克让自己的博士后苏珊给拉克斯家打电话取点血液，“你回巴尔的摩就把这件事搞定。”（p. 158）苏珊在电话中说：“我们想抽点血……我们要做一些遗传标记分析，因为根据海瑞塔孩子和丈夫的情况，我们能对海瑞塔的基因型做出很多推测。”
拉克斯全家又不是研究生物医学的，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是生物医学界在试图解决海拉污染的问题！于是就变成了，“戴挂下苏珊的电话，立刻拨给劳伦斯、桑尼和黛博拉，就他们第二天都过来：‘霍普金斯的医生要来给你们查血，看你们身上有没有你们妈妈的癌症。’” （p. 159）
都说的大实话。
都以为自己说清楚了，都以为对方听懂了。
每个人，只能看到眼前的那一摊。还得考虑到脑容量允许的计算复杂度，没有谁是全知全能的神仙，更没有事后诸葛亮。拉克斯家只和霍普金斯医院面对面打过交道，然后知道海拉细胞到处都是了而且有人还靠这个赚到钱了，于是他们就把故事的来龙去脉理解成了“约翰·霍普金斯偷了他们妈妈的细胞，欠他们上百万美元。”（p. 178）
而整件事要复杂的多。又错在谁呢？
也许还是妇科医生霍华德·琼斯对诊断海瑞塔·拉克斯的回忆最为贴切：（p. 191）
“从临床医学的角度，拉克斯女士的病情始终没有半点起色……引用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段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科学来说，这终究是最好的时代，因为这种奇特肿瘤诞生了海拉细胞……但对拉克斯女士和她抛下的家人来说，这无疑是最坏的时代。科学进展通常是建立在巨大代价的基础上，其实所有进展都是如此，这一次，海瑞塔·拉克斯充当了牺牲品。”上一篇：《我的妹妹，我的爱》读后感10篇 下一篇：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的读后感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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