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的**和灵魂的惊骇比较起来，算得了什么？人心的深度，大于人民。冉阿让这时的心正受着骇人的折磨。旧日的危崖险谷又一一重现在他眼前。他和巴黎一样，正在一次惊心动魄、吉凶莫测的革命边缘上战栗。几个钟头已足够使他的命运和心境突然陷在黑影中。对于他，正如对巴黎，我们不妨说，两种思潮正在交锋。白天使和黑天使即将在悬崖顶端的桥上进行肉搏。两个中的哪一个会把另一个摔下去呢？谁会胜利呢？
在六月五日这天的前夕，冉阿让在珂赛特和杜桑的陪同下迁到了武人街。一场急剧的转变正在那里候着他。
珂赛特在离开卜吕梅街以前，不是没有试图阻扰。自从他俩一道生活以来，在珂赛特的意愿和冉阿让的意愿之间出现分歧，这还是第一次，虽说没有发生冲突，却至少有了矛盾。一方面是不愿迁，一方面是非迁不可。一个不认识的人突然向他提出“快搬家”的劝告，这已够使他提心吊胆，把他变成坚持己见无可通融的了。他以为自己的隐情已被人家发觉，并有人在追捕他。珂赛特便只好让步。
他们在去武人街的路上，彼此都咬紧了牙没说一句话，各人想着各自的心事。冉阿让忧心如焚，看不见珂赛特的愁苦，珂赛特愁肠寸断，也看不见冉阿让的忧惧。
冉阿让带着杜桑一道走，这是他以前离家时，从来不曾做过的。他估计他大致不会再回到卜吕梅街去住了，他既不能把她撇下不管，也不能把自己的秘密说给她听。他觉得她是忠实可靠的，仆人对主人的出卖往往开始于爱管闲事。而杜桑不爱管闲事，好象她生来就是为冉阿让当仆人的。她口吃，说的是巴恩维尔农村妇人的土话，她常说：“我是一样一样的，我拉扯我的活，尾巴不关我事。”（“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干我的活，其余的事与我无关。”）
这次离开卜吕梅街几乎是仓皇出走，冉阿让只携带那只香气扑鼻、被珂赛特惯常称为“寸步不离”的小提箱，其他的东西全没带。如果要搬装满东西的大箱子，就非得找搬运行的经纪人不可，而经纪人也就是见证人。他们在巴比伦街雇了一辆街车便这样走了。
杜桑费了大劲才得到许可，包了几件换洗衣服、裙袍和梳妆用具。珂赛特本人只带了她的文具和吸墨纸。
冉阿让为了尽量掩人耳目，避免声张，还作了时间上的安排，不到天黑不走出卜吕梅街的楼房，这就让珂赛特有时间给马吕斯写那封信。他们到达武人街时天已完全黑了。
大家都静悄悄地睡了。
武人街的那套住房是对着后院的，在第一层楼上有两间卧室，一间餐室和一间与餐室相连的厨房，还带一间斜顶小屋子，里面有张吊床，也就是杜桑的卧榻。那餐室同时也是起坐间，位于两间卧室之间。整套住房里都配备了日用必需的家庭用具。
人会莫名其妙地无事自扰，也会莫名其妙地无故自宽，人的性情生来便是这样。冉阿让迁到武人街不久，他的焦急心情便已减轻，并且一步一步消失了。某些安静的环境仿佛能影响人的精神状态。昏暗的街，平和的住户，冉阿让住在古老巴黎的这条小街上，感到自己也好象受了宁静气氛的感染，小街是那么狭窄，一块固定在两根柱子上的横木板，挡住了车辆，在城市的喧闹中寂静无声，大白天也只有昏黄的阳光，两排年逾百岁的高楼，有如衰迈的老人，寂然相对，似乎可以说在这种环境中，人们的感情已失去了激动的能力。在这条街上人们健忘，无所思也无所忆。冉阿让住在这里只感到心宽气舒。能有办法把他从这地方找出来吗？
他最关心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那“寸步不离”的东西放在自己的手边。
他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常言道，黑夜使人清醒，我们不妨加这么一句，黑夜使人心安。第二天早晨，他醒来时几乎是欢快的。那间餐室原是丑陋不堪的，摆了一张旧圆桌、一口上面斜挂着镜子的碗橱，一张有虫蛀的围椅和几把靠背椅，椅上堆满了杜桑的包袱，冉阿让见了这样一间屋子却感到它美。有个包袱开着一条缝，露出了冉阿让的国民自卫军制服。
至于珂赛特，她仍待在她的卧室里，让杜桑送了一盆肉汤给她，直到傍晚才露面。
杜桑为了这次小小的搬家，奔忙了一整天，将近五点钟时，她在餐桌上放了一盘凉鸡，珂赛特为了表示对她父亲的恭顺，才同意对它看了一眼。
这样做过以后，珂赛特便借口头痛得难受，向冉阿让道了晚安，缩到她卧房里去了。冉阿让津津有味地吃了一个鸡翅膀，吃过以后，他肘端支在桌上，心情渐渐开朗，重又获得了他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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