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的谬见导使这家族收回了它在一八一四年所“赐予”的保证，也就是它所谓的那些让步。可叹得很！它所谓的它的让步，正是我们的斗争果实；它所谓的我们的蹂躏，正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自以为战胜了波拿巴，已在国内扎稳了根，就是说，自以为力量强大和根基深厚，一旦认为时机到了，便突然作出决定，不惜孤注一掷。一个早晨，它在法兰西面前站起来，并且大声否认了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人民的主权和公民的自由。换句话说，它否认了人民之所以为人民之本和公民之所以为公民之本。
这里就是所谓七月敕令的那些著名法案的实质。
复辟王朝垮了。
它垮得合理。可是，应当指出，它并没有绝对敌视进步的一切形式。许多大事完成时它是在场的。
在复辟王朝统治下，人民已习惯于平静气氛中的讨论，这是共和时期所不曾有过的；已习惯于和平中的强大，这是帝国时期所不曾有过的。自由、强大的法兰西对欧洲其他各国来说，成了起鼓舞作用的舞台。革命在罗伯斯庇尔时期发了言，大炮在波拿巴时期发了言，轮到才智发言，那只是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统治之下。风停息了，火炬又燃了起来。人们望见在宁静的顶峰上闪颤着思想的纯洁光辉。灿烂、有益和动人的景象。在这十五年中，在和平环境和完全公开的场合，人们见到这样的一些伟大原理，在思想家眼里已非常陈旧而在政治家的认识上却还是崭新的原理：为法律地位平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量才授职的甄拔制度而进行工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八三○年。波旁家族是被粉碎在天命手中的一种文明工具。
波旁家族的下台是充满了伟大气势的，这不是就他们那方面来说，而是就人民方面来说。他们大模大样地，但不是威风凛凛地，离开了宝座。他们这种进黑洞似的下台并不是能使后代黯然怀念的那种大张旗鼓的退出；这不是查理一世那种鬼魂似的沉静，也不是拿破仑那种雄鹰似的长啸。他们离去了，如是而已。他们放下了冠冕，却没有保留光轮。他们有了面子，却丢了威仪。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缺少那种正视灾难的尊严气派。查理十世在去瑟堡的途中，叫人把一张圆桌改成方的，他对这种危难中的仪式比那崩溃中的君权更关心。这种琐碎的作风叫忠于王室的人和热爱种族的严肃的人都灰心失望。至于人民，却是可敬佩的。全国人民在一个早上遭到了一种王家叛变的武装进攻，却感到自己的力量异常强大，因而不曾动怒。人民进行了自卫，克制着自己，恢复了秩序，把政府纳入了法律的轨道，流放了波旁家族，可惜！便止步不前了。他们把老王查理十世从那覆护过路易十四的帏盖下取出来，轻轻地放在地上。他们怀着凄切和审慎的心情去接触那些王族中人的身体。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胜利而且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法兰西，它仿佛想起了并在全世界人的眼前实行了纪尧姆·德·维尔在巷战①那天以后所说的严肃的话：“对那些平时习惯于博取君王们的欢心，并象一只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树枝的小鸟那样，对从危难中的荣誉跳到昌盛中的荣誉的人们来说，要表示自己大胆，敢于反对反抗中的君王，那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对我来说，我的君王们的荣誉始终是应当尊敬的，尤其是那些处于患难中的君王。”
①巷战，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巴黎爆发的社会下层群众起义。次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继承了王位。纪尧姆·德·维尔（Guillaume du Vair）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活动家。
波旁家族带去了尊敬的心，却没有带走惋惜的心。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的不幸大于他们自己。他们消失在地平线上了。
七月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立即有了朋友和敌人。有些人欢欣鼓舞地奔向这次革命，另一些人背对着它，各人性格不同。欧洲的君王们，起初都象旭日前的猫头鹰，闭上了眼睛，伤心，失措，直到要进行威胁的时候，才又睁开了眼睛。他们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愤慨是可以原谅的。这次奇特的革命几乎没有发生震动，它对被击败的王室，甚至连把它当作敌人来对待并流它的血的光荣也没有给。专制政府总喜欢看见自由发生内讧，在那些专制政府的眼里，这次七月革命不应当进行得那么威猛有力而又流于温和。没有出现任何反对这次革命的阴谋诡计。最不满意、最愤慨、最惊悸的人都向它表示了敬意。不管我们的私心和宿怨是多么重，从种种事态中却出现了一种神秘的敬意，人们从这里感到一种高出于人力之上的力量在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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