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哲人的工作是一回事，机灵人的工作是另一回事。
一八三○年的革命很快就止步不前了。
革命一旦搁浅，机灵人立即破坏这搁浅的船。
机灵人，在我们这个世纪里，都自加封号，自命为政治家；因而政治家这个词儿到后来多少有点行话的味道。我们确实不应当忘记，凡是有机智的地方，就必然有小家气。所谓机灵人，也就是庸俗人。
同样，所谓政治家，有时也就等于说：民贼。
按照那些机灵人的说法，革命，象七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是动脉管破裂，应当赶快把它缝起来。人权，如果要求过高，便会发生动荡。因此，人权一经认可以后，就应巩固政府。自由有了保障以后，就应想到政权。
到这里，哲人还不至于和机灵人分离，但是已经开始有了戒心。政权，好吧。但是，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政权？其次，政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机灵人似乎听不见这种窃窃私议的反对意见，仍旧继续他们的勾当。
根据那些善于伪称于己有利的意图为实际需要的聪明政治家的说法，革命后的人民最迫切需求的，就一个君主国的人民来说，便是找一个王室的后裔。这样，他们认为，便能在革命以后享有和平，就是说，享有医治创伤和修补房屋的时间。旧王朝可以遮掩脚手架和伤兵医疗站。
但是要找到一个王室的后裔不总是那么容易的。
严格地说，任何一个有才能的人，或者，甚至任何一个有钱的人都够格当国王。波拿巴是前一种例子，伊土比德①是后一种例子。
①伊土比德（Iturbide），墨西哥将军，一八二一年称帝，一八二四年被处决。
可是并非任何一个家族都可以拿来当作一个王族的世系。还得多少有点古老的根源才行，几个世纪的皱纹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形成的。
假使我们站在那些“政治家”的观点去看——当然，我们要保留自己的全部意见——，在革命以后，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国王应当具备哪些优越条件呢？他可以是并且最好是革命的，就是说，亲自参加过这次革命的，在那里面插过手的，不问他是否败坏或建立了声望，不问他使过的是斧子还是剑。
一个王裔应当具备哪些优越条件呢？他应当是民族主义的，就是说，不即不离的革命者，这不是从他具体的行动看，而是从他所接受的思想看。他应和已往的历史有渊源，又能对未来起作用，并且还是富于同情心的。
这一切便说明了为什么早期的革命能满足于选择一个人，克伦威尔或拿破仑；而后来的革命却非选择一个家族不可，不伦瑞克家族或奥尔良家族。
这些王室颇象印度的一种无花果树，这种树的枝条能垂向地面，并在土里生根，成为另一棵无花果树。每一根树枝都能建成一个王朝。唯一的条件是向人民低下头来。
这便是那些机灵人的理论。
因而出现了这样的伟大艺术：使胜利多少响起一点灾难的声音，以使利用胜利的人同时也为胜利发抖，每前进一步便散布一点恐怖气氛，拉长过渡工作中的弯路以使进步迟缓下来，冲淡初现的曙光，指控和遏制热情的谋划，削平尖角和利爪，用棉花捂住欢呼胜利的嘴，给人权穿上龙钟肥厚的衣服，把魁伟高大的人民裹在法兰绒里，叫他们赶快去睡觉，强迫过分健康的人忌口，教铁汉子接受初愈病人的饮食，挖空心思去做分化瓦解的工作，请那些害远大理想病的人喝些掺了甘草水的蜜酒，采取种种措施来防止过大的成功，替革命加上一个遮光罩。
一八三○年便采用了这种一六八八年①在英国已使用过的理论。
①一六八八年奥伦治家族取代斯图亚特家族登上英国王位。
一八三○是一次在半山腰里停了下来的革命。半吊子进步，表面的人权。逻辑可不懂得什么叫做差不离，绝对象太阳不承认蜡烛那样。
是谁使历次革命停留在半山腰呢？资产阶级。
为什么？
因为资产阶级代表满足了的利益。昨天是饿，今天是饱，明天将是胀。
出现在一八一四年拿破仑下台以后的情况又出现在一八三○年查理十世之后。
人们错误地把资产阶级当作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只不过是人民中得到满足的那一部分人。资产阶级中的人是那种现在有时间坐下来的人。一张椅子并不是一个社会等级。
但是，由于过早地要求坐下，人们甚至要停止人类前进的步伐。这向来是资产阶级犯下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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