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极端，就是走过头。就是假借王位抨击王权，假借祭台抨击教权，就是糟蹋自己所拖带的东西，就是不服驾驭，就是为了烧烤异教徒的火候是否到了家的问题而和砍柴人争吵，就是为了偶像不大受抬举而指责偶像，就是由于过分尊敬而破口谩骂，就是觉得教皇没有足够的教权，国王没有足够的王权，黑夜的光也太强了，就是为了白色对云石、雪花、天鹅和百合不满，就是把自己拥护的对象当作仇敌，就是过分推崇，以致变成反对。
走极端的精神是王朝复辟初期的突出的特征。
从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二○年左右，在右派能手维莱尔先生上台前这一短短时期，历史上没有什么事物可与之相比。这六年是非常时期，既喧嚣又沉闷，既欢腾又阴郁，好象受到晨曦的照耀，同时却又满天昏黑，密密层层的灾云祸影在天边堆积并慢慢消失在过去里。在那样的光明和那样的黑影里，有那么一小撮人，既新又老，既轻快又忧愁，既少壮又衰颓，他们擦着自己的眼睛，没有什么能比还乡更象梦醒那样，那一小撮人狠巴巴望着法兰西，法兰西也报以冷笑。街上满是些怪好玩的老猫头鹰似的侯爷，还乡的人和还魂的鬼，少见多怪的以前的贵族，老成高贵的世家子为了回到法兰西而嘻笑，也为了回到法兰西而哭泣，笑是笑他们自己能和祖国重相见，哭是哭他们失去了当年的君主制。十字军时代的贵族公开侮辱帝国时代的贵族，也就是说，佩剑的贵族，已经失去历史意义的古老世族，查理大帝的战友的子孙蔑视着拿破仑的战友。剑和剑，正如我们刚才说过的，彼此相互辱骂，丰特努瓦的剑可笑，已只是一块锈铁；马伦哥的剑丑恶，只是一把马刀①而已。昔日否认昨日。人的情感已无所谓伟大，也无所谓可耻了。有一个人曾称波拿巴为司卡班②。那样的社会现在已不存在了。应当着重指出，那样的社会绝没有什么残余留到今天。当我们随意想起某种情景，使它重新出现在我们的想象中时我们会感到奇怪，会感到那好象是洪水以前的社会。确切的是连社会本身它也被洪水淹没了。它已消灭在两次革命中。思想是何等的洪流！它能多么迅速地埋葬它使命中应破坏淹没的一切，它能多么敏捷地扩展了使人惊奇的视野！
这便是那些遥远愚憨时期的客厅的面貌，在那里马尔坦维尔③被认为比伏尔泰更有才华。
那些客厅有它们自己的一套文学和政治。他们推重菲埃魏④。阿吉埃先生为人们所敬仰。他们评论柯尔内先生，马拉盖河沿的书刊评论家。拿破仑在他们的眼里完全是个来自科西嘉岛的吃人魔鬼。日后在历史里写上布宛纳巴侯爵先生，王军少将，那已是对时代精神所作的让步了。
①剑是贵族用的，马刀是士兵用的。
②司卡班（Scapin），莫里哀所作戏剧《司卡班的诡计》中一个有计谋的仆人。
③马尔坦维尔（Martainville，1776—1830），保王派分子，极右派报纸《白旗报》的创办人。
④菲埃魏（Fiévée，1767—1839），法国反动作家，新闻记者，曾主编《论坛》。
那些客厅的清一色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从一八一八年起，便已有几个空论派①在那些地方露脸。那是一种令人不安的苗头。那些人的态度是自命为保王派，却又以此而内疚。凡是在极端派自鸣得意的地方，空论派都感到有些惭愧。他们有眼光，他们不开口，他们的政治信条具有适当的自负气概，他们自信能够成功。他们特别讲究领带的白洁和衣冠的整饬，这确是大有用处的。空伦派的错误或不幸，在于创造老青年。他们摆学究架子。他们梦想在专制和过激的制度上移植一种温和的政权。他们想用一种顾全大局的自由主义来代替破坏大局的自由主义，并且有时还表现了一种少见的智力。人们常听到他们这样说：“应当原谅保王主义！保王主义干了不少好事。它使传统、文化、宗教、虔敬心得以发展。它是忠实、勇敢、有骑士风度、仁爱和虔诚的。它来把君主国家千百年的伟大混在——虽然这是很可惜的——民族的新的伟大里。它的错误是不认识革命、帝国、光荣、自由、年轻的思想、年轻的一代以及新的世纪。但是它对我们所犯的这种错误，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对它犯过呢？革命应当全面了解，而我们正是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攻击保王主义，这是和自由主义背道而驰的。
①空论派是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他们既反对封建专制，又害怕人民得势，基佐（Guizot）是他们的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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