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吕斯读完他的古典学科恰好是在吉诺曼退出交际社会的时候。老头儿辞别了圣日耳曼郊区和T．夫人的客厅，迁到沼泽区，定居在受难修女街他自己的宅子里。他的用人，除门房以外，还有那个接替马依名叫妮珂莱特的女仆和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那个气促喘急的巴斯克佬。
一八二七年，马吕斯刚满十七岁。一天傍晚，他回到家里，看见外祖父手里捏着一封信。
“马吕斯，”吉诺曼先生说，“你明天得到韦尔农去一趟。”
“去干什么？”马吕斯说。
“去看你父亲。”
马吕斯颤了一下。他什么全想到过，却没有料到他有要去看父亲的一天。任何事都不会那样使他感到突兀奇特，而且，应当指出，那样使他不自在。一向疏远惯了的，现在却突然非去亲近不可。那不是一种苦恼，不是，而是一桩苦差事。
马吕斯除了政治方面的反感以外，也还有其他的动机，他一向确切认为他的父亲，那个刀斧手——吉诺曼先生在心平气和的日子里是那样称呼他的——从不爱他，那是明摆着的，否则他不会那样丢了他不管，交给旁人。他既然感到没有人爱他，他对人也就没有爱。再简单没有，他心想。
他当时惊骇到竟想不出什么来问吉诺曼先生。他外祖父接着又说：
“据说他在害病。他要你去看他。”
停了一会，他又说：
“你明天早上走。我记得，喷泉院子好象有辆车，早晨六点开，晚上到。你就乘那辆车好了。他说要去就得赶快。”
接着，他把那封信捏作一团，往衣袋里一塞。马吕斯本可当晚起程，第二天一早到他父亲身旁的。当时布洛亚街有辆夜间出发去鲁昂的公共马车，经过韦尔农。可是吉诺曼先生和马吕斯，谁都没有想到去打听一下。
第二天，夜色苍茫中马吕斯到了韦尔农。各家的烛光正一一燃起。他随便找个过路人问彭眉胥先生的住处。因为在他的思想里他是和王党同一见解的，他也并不承认他父亲是什么男爵或上校。
那人把一所住屋指给他看。他拉动门铃，有个妇人拿着一盏小油灯，走来开了门。
“彭眉胥先生住这儿？”马吕斯说。
那妇人立着不动。
“是这儿吗？”马吕斯问。
那妇人点点头。
“我可以和他谈谈吗？”
那妇人摇摇头。
“我是他的儿子，”马吕斯接着说，“他等着我呢。”
“他不等你了。”那妇人说。
他这才看出她正淌着眼泪。
她伸手指着一扇矮厅的门。他走了进去。
在那厅里的壁炉上燃着一支羊脂烛，照着三个男人，一个立着，一个跪着，一个倒在地上，穿件衬衫，直挺挺躺在方砖地上。躺在地上的那个便是上校。
另外那两个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神甫，神甫正在祈祷。
上校害了三天的大脑炎。刚得病时，他已感到吉少凶多，便写了封信给吉诺曼先生，去接他的儿子。病一天比一天沉重。马吕斯到达韦尔农的那个傍晚，上校的神志已开始昏迷了，他推开他的女仆，从床上爬起来，大声喊道：“我儿子不来！我要去找他去！”接着他走出自己的卧室，倒在前房的方砖地上。他刚刚才断气。
早有人去找医生和神甫。医生来得太迟了，神甫来得太迟了。他儿子也一样，来得太迟了。
从那朦胧的烛光中，可以看到在躺着不动、颜色惨白的上校的脸上，有一大颗从那死了的眼里流出的泪珠。眼睛已失去神采，泪珠却还没有干。那是哭他儿子迟迟不到的眼泪。
马吕斯望着他生平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会面的那个人，望着那张雄赳赳令人敬慕的脸，那双睁着而不望人的眼睛，那一头白发，强壮的肢体，肢体上满是黝褐色的条痕，那都是些刀伤，满是红色的星星，那都是些弹孔。他望着那道又长又阔的刀痕给那张生来慈祥的脸添上一层英勇的气概。他想到这个人便是他的父亲，而这个人已经死了。他一动不动，漠然立着。
他所感到的凄凉，也只是他在看见任何其他一个死人躺在他面前时所能感到的那种凄凉。
屋子里的人个个在悲伤，悲伤到不能自已。用人在屋角里痛哭，神甫在抽抽噎噎地念着祈祷，医生在揩着眼泪，死者也在掉泪。
医生、神甫和那妇人从悲痛中望着马吕斯，谁都不说一句话，惟有他，才是外人。马吕斯，无动于衷，只感到自己的样子有些尴尬，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的帽子原是捏在手里的，他让它掉到地上，借以表明自己已哀痛到没有力气拿住帽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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