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按你的说法，不管清官贪官能干事就是好官啦？肖鸿林、贾朝轩、袁锡藩哪个不能干事？别忘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让我说反腐败力度还应该加大，不用重典不足以遏制腐败逆流！”石存山义愤填膺地说。
郑卫国无心与石存山争辩，只是摇头苦笑了笑。
“存山，法律也应该讲人性，”顾怀远争辩道，“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从重从快地反贪污腐败，可以说用了非法制手段。这一方面有当时形势的需要，元朝末年太腐败了，有了这个教训，朱元璋就用严刑苛法来惩治贪污腐败，杀了不少贪官，贪污腐败之风一时有所收敛。但这完全是离开法制轨道的，是‘法外之法’，是不可取的，太残暴了。现在有的史学家为朱元璋辩护，那是毫无道理的，酷刑太可怕了，‘剥皮实草’，把人皮剥下来用草填充进去，然后把它挂在衙门口，朱元璋确实干过这种事。此外，朱元璋还使用过‘炮烙’、‘钩肠’、‘刖足’、‘凌迟’等酷刑。‘凌迟’要割三千多刀，如果规定的刀数还没有达到，受刑人就死了，刽子手就要反坐。这些做法简直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朱元璋这些做法在很长时间内给人留下非常严重的‘精神恐惧症’。晚年，朱元璋有所醒悟，将酷刑都废除了，这段历史从反面告诉我们：反腐败一定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进行，离开法制轨道的反腐败或许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从长远看，终究会给历史留下一声长叹的。”
“让我说呀，反腐败斗争说到底，仍然是一场权力与权力的较量，呼唤一点清官意识，维护一点清官形象，不仅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需要，也是老百姓衷心的愿望。领导干部要是都能通过清官这面镜子照照自己，以明得失，对清除腐败现象还是有好处的，但是清官他们不代表未来，在健全的民主、法制社会里，人们凭借民主和法制来保护自己，而无须只靠清官，因此，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是当务之急！”丁能通画龙点睛地说。
“还是局级领导看得高，望得远啊，通哥，净和你高谈阔论了，差点忘了一件正事，怀远跟我说，你有个女朋友写了一本很不错的长篇爱情小说《天堂雨》，我特意买了一本看了，写得不错，能不能帮我和金冉冉搭个桥。”郑卫国嬉皮笑脸地说。
“干什么？”丁能通警觉地问。
“通哥，你别误会，我可不是看上她了，我办了一家影视公司，想买她这部小说的影视拍摄权，怎么样？”郑卫国笑着问。
“卫国，林娟娟做酒店、房地产做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想起搞影视公司了？”丁能通疑惑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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