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打开，那两个持枪的男人回来，他们中间是那个穿白色衣服的高个子塔利班，依然戴着约翰·列侬式的墨镜，看上去有点像某个神秘的新世纪巫师。塔利班转向那两个站在门口的男子，“这算是答案吗？”他问。我明白他在说什么了。我想起索拉雅。这让我镇定。我想起她镰刀状的胎记，脖子优雅的曲线，还有明亮的眼睛。我想起婚礼那夜，我们在绿色头巾之下，看着彼此在镜里的容貌，对她说我爱她。我记得我们两个在一首古老的阿富汗歌谣伴奏下翩翩起舞，转了一圈又一圈，大家看着，鼓掌称好，满世界都是花朵、洋装、燕尾服，还有笑脸。“是，老爷。”他们说完退出去。“是的。”“这个男孩？”“你想要什么？”我转过身：“你想要什么？”我看了看坐在车里的法里德，大声说：“我会回来的。”但心里却是忐忑不安。“你知道吗，隔了几年，我在战场撞见那个军官——真主的行为真是幽默。我在梅曼那④附近的战壕找到他，**插着一块弹片，流血不止。他还是穿着那双靴子。我问记不记得我，他说不记得了。我把刚才告诉你的跟他说了，我从来不会忘记人们的脸。我开枪射他的睾丸。自那以后，我就有了使命。”“你口渴吗？”阿塞夫说，满脸坏笑。“好啊，好啊，我的男孩。”塔利班说，把索拉博喊过去。索拉博低头走过去，站在他**。那个塔利班伸臂抱住索拉博，“多么有天分啊，不是吗，我的哈扎拉男孩！”他说。他的手在孩子背后滑落，然后**起，停在他的腋窝下面。一个卫兵用手肘撞了另外那个，偷偷发笑。塔利班让他们退下。“我？”阿塞夫眉毛一扬，“这里是我的地盘，问题是，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躺在地上哈哈大笑，阿塞夫坐在我胸膛，一张发疯似的脸被缕缕**的头发围绕着，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他一只手掐着我的喉咙，另外一只戴着拳套，作势悬在肩上，他举起拳头，准备再次击落。阿塞夫的嘴巴无言地扭曲，欲言又止。“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最后他说。他站起来，绕着沙发走了一圈，两圈，又坐下。“我们挨家搜索，把男人和男孩抓出来。我们就在那儿，当着他们家人的面，把他们干掉，给他们颜色看，让他们记得自己是谁，属于哪里。”他现在几乎是在喘气，“有时候，我们破门而入，走进他们的屋子。而我……我拿着冲锋枪，在屋子里一通扫射，直到烟雾弥漫，挡住我的视线。”他倾向我，似乎要跟我分享什么大秘密。“如果你没那么干过，一定不知道‘解放’是什么意思。站在到处是靶子的屋子里面，让子弹纷飞，忘掉负疚和悔恨，知道你自己品德良好，善良，高尚，知道你自己在替天行道。真叫人兴奋。”他**念珠，转过头，“你还记得吗，贾维德？”这个问题问得我眼冒金星。我觉得脸上冒出冷汗，双脚渐渐变冷，变麻木。“哇！哇！太棒了！”“求求你，别再打了。”“那就是你在马扎挨门挨户所做的？清走垃圾？”他坐在我对面，双手放在沙发的扶手上。好长一段时间，他一语不发，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我，一手拍打着沙发套，一手捻着青绿色的念珠。现在，他在白色的衬衣外面加了件黑色的背心，戴着金表。我看见他左袖有一小块干涸的血迹。他没换掉早些时候行刑的衣服，这对我来说竟然有些病态的魔力。③Babrak Karmal（1929～1996），1979年至1986年任阿富汗总统。注释：“我问你是不是想见见他，见见我的男孩？”说到最后两个字时，他上唇卷起，发出一声冷笑。“当然，”阿塞夫在身后说，“我没有说这是免费的。”②英语中有句俗语，“A bad penny always turns up”，意思是坏人总是会回来。他无须担心。我永世不会忘记达乌德汗推翻国王那天。成年之后，每当我听到达乌德汗的名字，就能想起哈桑举起弹弓，瞄准阿塞夫的脸，哈桑说人们会叫他独眼龙阿塞夫，而不是吃耳朵的阿塞夫。我记得自己对哈桑的勇气钦羡不已。阿塞夫退开，发誓说他会给我们教训。他已经在哈桑身上实现了誓言。现在轮到我了。我在报纸上看过有关马扎里沙里夫的哈扎拉人遭到屠杀的新闻。那在塔利班攻陷马扎之后就发生了。马扎是几个最后沦陷的城市之一。我记得早餐后，索拉雅给我看那篇报道，她面无血色。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狠狠揍阿塞夫一顿。我想没有吧，怎么可能呢？那是我第一次跟人打架。我长这么大了，还没朝人挥过一拳呢。“我只想要这个男孩。”“求求你，停下来。”索拉博说，泪水又从绿色的眼睛涌出，和眼影混在一起。“把它放下，哈扎拉人。”阿塞夫气急败坏，“把它放下，不然我会处置你，相比之下，我刚才对他做的，不过是温柔地拧拧耳朵罢了。”年纪较大的卫兵不安地说：“可是老爷……”“别再打了。”我们走上台阶，进入一座装潢精美的大房子。我们穿过门廊——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阿富汗国旗，那两个男人带我上楼，走进一间房子，里面摆放着一对翠绿色的沙发，一台大屏幕电视摆在距离颇远的屋角。墙上钉着绣有麦加地图的祷告地毯。年纪较大那人用枪管指指沙发。我坐下。他们离开房间。塔利班扳过男孩的**，让他面对着我。他把手停在索拉博的**上，下巴抵着他的肩膀。索拉博低头看着脚，但不停用羞涩的眼神偷偷看着我。那男人的手在男孩的**上下移动、上下抚**，慢慢地，温柔地。“那是我的事情。”我说。我不知道自己何以变得如此强硬，也许是临死一搏吧。“我真奇怪，”阿塞夫说，“我真的很奇怪，为何你那么老远来？阿米尔，为什么你那么老远来，就为了一个哈扎拉人？你为什么来这儿？你来这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真棒！”他们欢呼，“跳得好！太棒了！”两个卫兵吹着口哨，哈哈大笑。穿白衣的塔利班**随着音乐前后**，嘴角挂着**的笑容。“我们走！”索拉博说，他拉起我的手，把我扶起来。我被痛击过的身体每一寸都在发痛。阿塞夫在我们后面叫着。然后门打开，卫兵走进来。他肩膀上扛着个立体声放音机，他后面跟着个男孩，身穿宽松的天蓝色棉袍。“在西方，人们有另外一个说法，”我说，“他们管这个叫种族清洗。”阿塞夫把卫兵唤进屋里。“我要你们听着。”他对他们说，“再过一会，我会关上门。然后他和我会处理一点陈年烂账。你们无论听到什么，都别进来！听到没有？别进来！”“我来这里只是要找那个男孩。”“去吧，带上他。”阿塞夫指着门说。“种族清洗。”阿塞夫喃喃自语，品味着这个词组。“把它放下！”索拉博绕着圆圈跳舞，闭着眼睛跳啊跳，直到音乐停止。他的脚随最后一个音符顿在地上，铃铛响了最后一次。他维持半转的姿势。⑤Urdu，巴基斯坦官方语言。“别再打了，老爷。”他说，嘶哑的声音颤抖着，“别再伤害他。”塔利班在说话。我突然想尿尿，祈祷尿意会消失。“我在找一个男孩。”“那么，给你。”阿塞夫说。我把索拉博扶起来，压碎的葡萄粘在他裤子上，如同海贝吸附在码头上，我帮他抹掉。还有结局，当然。结局我看得一清二楚。我想我会永远记得。“很好，我来告诉你。”他说，“我在监狱里面度过了一段时间，在波勒卡其区，1980年，就在巴布拉克·卡尔迈勒③掌权之后不久。我被逮捕那天晚上，一群士兵冲进我家，用枪口指着父亲和我，勒令我们跟他们走。那些混蛋连个理由都没说，也不回答我母亲的问题。那也不算什么秘密，谁都知道新政府仇恨有钱人。他们出身贫贱，就是这些狗，俄国佬打进来之前连舔我的鞋子都不配，现在用枪口指着我，向我下令。他们手臂别着新政府的旗帜，胡言乱语说什么有钱人统统该死，仿佛他们翻身的日子到了一样。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情，冲进富人家里，将他们投入监狱，给志同道合者树立起榜样。”“快走，”索拉博说，拉着我的手，“我们走。”那男孩有他父亲那张满月似的脸庞，翘起的下巴，扭曲的海贝般的耳朵，还有同样瘦削的身形。它是那张我童年见到的中国娃娃脸，那张冬天时看着呈扇子状展开的扑克牌的脸，那张我们夏天睡在爸爸房子的屋顶上时躲在蚊帐后面的脸。他剃着平头，眼睛被睫毛膏涂黑，脸颊泛出不自然的红色。他在房子中央停住，套在他脚踝上的铃铛也不再发出声响。“那是应该的。”他说，回身靠着沙发，吸烟。“是的。”在我记忆中，跟阿塞夫打架的情景栩栩如生，真叫人吃惊：我记得阿塞夫在戴上拳套之前打开了音乐。在某个时刻，长方形的祷告毛毯，织着麦加地图那张，从墙上松落，掉在我头上，它上面的泥土弄得我打喷嚏。我记得阿塞夫抓起葡萄磨着我的脸，他咬牙切齿，滚动着血红的眼睛。在某个时刻，阿塞夫的头巾脱落，露出几缕长及肩膀的金色头发。“是的。”“那是表演吗？”我抚着脸颊说，惟求声音别暴露我心里极大的恐惧。“告诉我为什么。”阿塞夫说。他的牙齿轻轻咬着索拉博的**，在上面游走。他的额头流出汗珠。“挨家过户。我们只有吃饭和祷告的时候才停手。”塔利班说。他说的时候神情**，好像一个男人在描绘他参加过的盛宴。“我们将尸体扔在街道上，如果他们的家人试图偷偷将他拉回家，我们就连他们一块干掉。我们将他们扔在街道上好多天，把他们留给狗吃，狗肉应该留给狗。”他吸了一口烟，用颤抖的手揉揉眼睛。“你从美国来？”相似得令人心碎、令人迷惑。拉辛汗的宝丽莱照片拍得并不像。我记得的大体是这样的：他的拳套在午后的阳光中闪亮，他第一次击中我时，我浑身发冷，但很快，我的鲜血就温暖了他的拳套。我被甩到墙壁，一颗本来可能挂着画的钉子刺进我的后背。我听到索拉博的尖叫，还有手鼓、手风琴、雷布巴琴演奏的乐声。**撞到墙壁上，拳套击打我的下巴。被自己的牙齿噎住，将它们吞下去，我想起自己曾花了无数时间刷牙、清牙缝。被摔倒墙上。倒在地板上，血从破裂的上唇流出来，滴污了淡紫色的地毯，腹部阵阵剧痛起伏，想着我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呼吸。我的肋骨断裂，声音跟折断树枝一样，从前哈桑和我经常拿折断的树枝当剑，像旧电影里面的辛巴德那样决斗。听到索拉博的尖叫。我的侧脸撞上电视柜的一角。又是一声断裂，这次正中我左眼下面。我听到音乐声，索拉博的尖叫声。手指抓着我的头发，拖着我向后，不锈钢闪闪发亮，它们挥击过来，断裂声再次响起，这次是我的鼻子。咬牙忍痛，发现我的牙齿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齐整了。被踢中。索拉博不断尖叫。“你怎么知道？你试过了吗？”“你好。”我拉起索拉博的手。他很小，皮肤干燥，长着茧。他手指挪动，跟我扣在一起。我又看见宝丽莱照片上的索拉博了，看到他的手臂抱着哈桑的**、头靠在他父亲**上的那种神情，看到他们两个微笑着。我们穿过房间，铃铛叮当叮当响。“我要这个男孩。”我又说了一遍。索拉博的眼睛望着我，那是一双任人宰杀的羔羊的眼睛，甚至还有眼影——我记得，宰牲节那天，我家院子里面，毛拉在割断绵羊的喉咙之前，涂黑它的眼睛，给它吃一块糖。我认为我从索拉博眼中看到了哀求。索拉博抬起手臂，缓缓转身。他踮起脚尖，优雅地旋转，弯身触碰膝盖，挺直，再次旋转。他的小手在手腕处转动，打着响指，而他的头像钟摆那样来回摇动。他的脚踩着地板，铃铛的响声完美地和手鼓声融合在一起。他始终闭着双眼。“你必须自己赢得他。”阿塞夫在地毯上打滚，翻来覆去，不断惨叫，双手仍掩着血淋淋的眼眶。“别再伤害他了。”“真的吗？”阿塞夫神色一亮，“种族清洗。我喜欢它。我喜欢它的发音。”“你想要他干什么呢？”他说，然后露出**的微笑，“或者，想要对他做什么？”“你好。”他说。“记得，老爷。”年轻那个卫兵回答说，“我怎么会忘记呢？”“比如说？”他眼光落在我身上，打量着，然后移开，看着他自己**的双足。我想呼吸，但不能。我想眨眼，但不能。那一刻多么虚幻——不，不是虚幻，是荒唐。它让我无力呼吸，让我身边的世界停止转动。我脸上发烧。那句关于烂钱的谚语②怎么说来着？往事就是如此，总是会回来。他的名字从深处冒出来，我却不愿意提及，仿佛一说出来，他就会现身。但这许多年过去以后，他已经在这里了，活生生的，坐在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我脱口说出他的名字：“阿塞夫。”眼影混着泪珠，在他脸上冲出两道黑色的痕迹，弄糊了胭脂。他下唇颤抖着，流着鼻涕，“别打了。”他哽咽道。“我一直在想，”塔利班说，他血红的双眼在索拉博肩膀上看着我，“那个老巴巴鲁后来怎么样了？”“我想我会留在车里等你。”他最后说，语气有点抱歉。他没有看着我，“这是你的事情。我……”我们都看着。“什么使命？”我听见自己说，“对偷情的人扔石头？**儿童？鞭打穿高跟鞋的妇女？屠杀哈扎拉人？而这一切都以伊斯兰的名义？”突然间，始料不及的是，我还没来得及勒住缰绳，这些话就统统跑出来。我希望我能将它们抓回来，吞下肚。但它们跑出来了。我越线了，活着走出这间房子的希望随着这些话溜走。“我有我的理由。”我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说，声音颤抖。我希望话不是这么说出口，希望自己没有浑身发抖。诧异的神情在阿塞夫脸上一闪而过。“我觉得这毕竟算是享受。”他冷笑着说，“但是，有些事情，像你这样的叛国之徒永远不会懂。”“让他留下，”阿塞夫说，狞笑着，“让他看看。学点教训对孩子有好处。”“什么事这样好笑？”阿塞夫不断咆哮，一拳拳击出。他的口水溅上我的眼睛。索拉博尖叫。“我知道他在这里，跟你在一起。”我说，“他的名字叫索拉博。”卫兵离开。阿塞夫放下念珠，把手伸进黑色背心的上袋。他掏出来的东西，我早就料到了：不锈钢拳套。我拍拍他的手臂。“你替我做的事情，比我付钱请你做的还多。我没想过要你陪我进去。”但我希望自己不用独自进去。尽管已经知道爸爸的真面目，我还是希望他现在就站在我身边。爸爸会昂首挺胸走进前门，要求去见他们的头目，在那些胆敢拦住去路的人胡子上撒尿。可是爸爸死去很久了，长埋在海沃德一座小小墓园的阿富汗区。就在上个月，索拉雅和我还在他的坟头摆一束雏菊和小苍兰。我只有靠自己了。索拉博松开弓杯，弹弓发出嘶嘶的声音。接着阿塞夫惨叫起来，用手掩着片刻之前还是左眼所在的地方。血渗出他的指缝。血，还有其他东西，像啫喱水一样的白色的东西。那叫玻璃状液，我清楚地想起来。我在某个地方读到过，玻璃状液。“现在可以弄掉那个了，你知道。”他说。“我认为你很渴。”“什么？”卫兵离开房间。我听见一扇**的门打开的声音，听见卫兵声音严厉，用普什图语说了些什么，然后是脚步声，每一步都伴有铃铛的响声。它让我想起过去，我和哈桑经常在沙里诺区追逐的那个耍猴人。我们常常从零用钱中给他一个卢比的硬币，猴脖子上的铃铛就发出同样的声音。“好吧。”我找不到其他话可说。我不想求饶，那只会让他更加痛快。“那么很好。”阿塞夫冷笑着说。他按着索拉博的背，将他推向桌子右边。索拉博的屁股碰到桌子，将其撞翻，葡萄掉了一地。他迎面跌倒在葡萄上，上衣被葡萄汁染成紫色。穿着一圈铜球的桌脚现在指向天花板。“谁不是呢？”他说。持枪那两个人哈哈大笑，露出被鼻烟熏成绿色的牙齿。“不算，老爷。”他们笑着齐声说。我想起在恤孤院的时候，负责人给我和法里德开门，说了一句话。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察曼？那东西跟他形影不离。他说，他无论走到那儿，都会将它塞在裤带上。“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明知自己这个问题蠢得无以复加，可是想不出有其他可说的。“把它放下！”阿塞夫放开我的喉咙，朝索拉博扑去。泪水流个不停。索拉博摇摇头。“求求你，老爷，”他说，“停下来。”“什么事这样好笑？”阿塞夫怒不可遏。又一根肋骨断裂，这次在左边胸下。好笑的是，自1975年冬天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心安理得。我大笑，因为我知道，在我大脑深处某个隐蔽的角落，我甚至一直在期待这样的事情。我记得那天，在山上，我用石榴扔哈桑，试图激怒他。他只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红色的果汁染在他衬衣上，跟鲜血一样。然后他从我手里拿过一个石榴，在自己额头上磨碎。现在你满意了吗？他凄然说，你觉得好受一些了吗？我从不曾觉得高兴，从不曾觉得好受一些，根本就没有过。但我现在感觉到了。我体无完肤——我当时并不清楚有多糟糕，后来才知道——但心病已愈。终于痊愈了，我大笑。“出去！滚出去！”他高声尖叫。“杀鸡儆猴是最好的表演，老兄。如同一出戏剧，充满悬念。但，最重要的是，教育大众。”他打了个响指，较年轻的那个卫兵给他点上香烟。塔利班哈哈大笑，喃喃自语，双手颤抖，香烟差点掉下来。“但如果你想看看真正的表演，你应该随着我到马扎①去，1998年8月，那才叫精彩。”他哈哈大笑：“你想干什么呢？以为挂上一副假胡子我就认不出你来？我敢说，我身上有一点你从来不知道：我从来不会忘记人们的脸，从来不会。”他用嘴唇去擦索拉博的耳朵，眼睛看着我。“我听说你父亲死了，啧啧，我一直想跟他干上一架，看来，我只好解决他这个没用的儿子了。”说完他将太阳镜摘下，血红的眼睛逼视着我。我跌跌撞撞打开门。卫兵看到我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在想自己像什么样子，每次呼吸都带来胃痛。有个卫兵用普什图语说了几句，接着飞也似的跑过我们，奔进房间。阿塞夫仍在里面不停喊着“出去！”。他把眼光转向我，耸耸肩，“这不算答案，他们说。”他吸一口烟，“在我生活的圈子里面，人们认为，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离开，跟叛国一样可恶。我可以用叛国的罪名逮捕你，甚至将你干掉，你害怕吗？”“别打了。”“随便你，”他说，“不管怎么说，我讲到哪里了？哦，对了，我为什么加入塔利班。嗯，也许你还记得，我过去不是那么虔诚。但有一天，我看到真主显灵了，在监狱里看到。你想听吗？”“为什么？”弹弓被拉满，他的手高举过肩，握着橡皮筋末端的弓杯。弓杯里面有个东西，黄色的，闪闪发光。我将血从眼上眨落，看到那是一个铜球，从桌子的底座取下来的。索拉博将弹弓瞄准阿塞夫的脸。他朝一个持枪的家伙做了个手势。嘶嘶。刹那间我脸颊发痛，那个卫兵咯咯发笑，手里拿着我的假胡子丢上丢下。那个塔利班狞笑：“这是我最近见过的最好的假胡子。但我认为现在这样更好一些，你说呢？”他摩着手指，压得它们咯咯响，不断握着拳头，又张开。“好了，安拉保佑，你喜欢今天的表演吗？”“放下。”“我可以为了他付钱给你，”我说，“我可以汇钱给你。”“我会带他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没听明白。”我拉着索拉博的小手，挣扎着走下门厅。我回头看了最后一眼，卫兵在阿塞夫身边乱成一团，朝他脸上做着什么。我恍然大悟：铜球还嵌在他空洞的眼眶里。接着是结局，我就算埋在坟里也会记得。那人的头发涂着啫喱水，厚厚的嘴唇上面留着克拉克·盖博那样的小胡子。啫喱水浸透了绿色的手术纸帽，弄出非洲地图似的污迹。我记得他黑色的脖子上挂着一条安拉金链。他俯视着我，连珠炮似的说出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乌尔都语⑤，我想。我的眼睛盯在他的喉结，看着它上上下下，我想问他究竟多大年纪——他看上去太年轻，像外国肥皂剧里面某个演员。但我说出口的只是，我要狠狠揍他一顿，我要狠狠揍他一顿。他那没拿念珠的手不时抬起，厚厚的手指在空气中做拍打状，慢慢地，上下左右拍打着，仿佛他在**着一只隐形的宠物。他的袖子后缩，我见到他前臂上有吸毒的标记——同样的标记，我也曾在旧金山那些生活在污秽小巷的流浪汉身上见过。“那是我的事情。”“那个**近来如何？”我觉得天旋地转，倚着索拉博，蹒跚走下楼梯。楼上传来阿塞夫声声惨叫，如同受伤野兽的哀嚎。我们走出来了，走进阳光中，我的手臂压在索拉博肩膀上，然后我看见法里德朝我们跑来。“不管怎么说，我们六人一组，被塞在冰箱大小的牢房里。每天晚上，有个军官，一个半哈扎拉、半乌兹别克的东西，身上发出烂驴子的臭味，会将一个犯人拖出牢房，恣意殴打，直到那张肥脸滴着汗水方才罢休。然后他会点香烟，舒展筋骨，走出监狱。进去那夜，他选了别人。有一晚，他挑中我。真是糟糕透顶，我那时患了肾结石，尿了三天血。如果你没得过肾结石，请相信我，那是你所能想像到的痛苦中最厉害的一种。我妈妈过去也患过，我记得有一次，她对我说，她宁愿生孩子，也好过得肾结石。但是，我能做什么呢？他们将我拖出去，他开始踢我。他穿有铁鞋尖的及膝长靴，每天晚上都到这里来玩踢人游戏。他也用它们踢我。他不断踢，我不断惨叫，突然之间，他踢中我的左肾，结石被挤出来了。就是那样！啊，解脱！”阿塞夫大笑，“我高喊‘真主伟大’，他踢得更加厉害了，我开始哈哈大笑。他气得发疯，使劲踢我；但他踢得越重，我笑得越响。他们将我扔回牢房的时候，我仍在发笑。我笑个不停，因为突然之间，我得到了真主的指示：他就在我身上。他要我为了某个目标活下去。”“我要问你，你投奔那个**干什么呢？你为什么不留在这里，跟你的穆斯林兄弟在一起，保卫你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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