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曼挣扎着站起身，用袖子去擦血淋淋的嘴唇，擦掉脸上的口水。他咳嗽，**，戴好便帽和眼镜，看到两块镜片都破了，又把眼镜摘下。他双手掩脸。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谁也没说话。我们沿着弹坑密布的道路，从贾拉拉巴特，一路蜿蜒驶向喀布尔。我上一次踏上这条征途，是在盖着帆布的卡车中，往相反的方向而去。爸爸差点被那个嗑了毒品的、唱着歌曲的俄国兵射杀——那晚爸爸真让我抓狂，我吓坏了，而最终为他感到骄傲。喀布尔到贾拉拉巴特的车程非常崎岖，道路在山岩之间逶迤颠簸，足以震得人们的骨头咔咔响。如今沿途景象荒凉，正是两次战争遗下的残迹。二十年前，我目睹了第一场战争的一部分。路边散落的东西无情地提醒着它的存在：焚毁的旧俄军坦克残骸、锈蚀的倾覆的军车，还有一辆陷在山脚被撞得粉碎的俄军吉普。至于第二次战争，我曾在电视上见过，现在正透过法里德的眼睛审视着它。他匆匆瞥了一眼照片，“对不起，我从没见过他。”他指着墙边的一排床铺。“我们的床不够，已经有的床也缺少褥子。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毛毯。”他让我们看着一个在跳绳的女孩，有两个孩子陪着她。“你们见到那个女孩吗？上个冬天，孩子们不得不共用毛毯。她哥哥被冻死了。”他继续走，“上次我检查的时候，发现仓库里面只有不到够一个月吃的大米了，等用完之后，这些孩子的早饭和晚饭只有面包和红茶可吃了。”我注意到他没提起午饭。①Abdul Rashid Dostum（1954～ ），北方联盟领导人之一。我们离开了坐在那座房子台阶上的老人。我原想带他到他的办公室去，看看他能否想起更多关于我妈妈的事情。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被他带走的孩子会怎样？”我问。他那患白内障的眼睛闪出光芒：“‘大漠荒草生息不绝，反教春花盛放凋零。’她那么优雅，那么高贵。真是悲剧啊。”“她叫什么名字？”④Sufism，伊斯兰教一个奉行神秘主义的派别。“谢谢你，老爷。”我说，转身走开。那人放我们进去，自我介绍，他叫察曼，恤孤院的负责人。“我带你们去我的办公室。”他说。法里德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听见和看到不是一回事。他是对的。因为当我们最终驶进喀布尔，我敢肯定，绝对肯定，他一定开错路了。法里德肯定见到我目瞪口呆的表情，也许在累次载人进出喀布尔之后，他对这种久违了喀布尔的人脸上出现的神情早已习以为常。我用指节敲门：“老爷，老爷，麻烦你开门。我们对他没有恶意。”我想起童年时代，我们在街头和人打架，每次都是哈桑为我挺身而出，一个打两个，有时是三个。我畏缩旁观，心里想帮忙，但总是望而却步，总是被不知道什么东西拉退。红色的丰田皮卡慢慢驶过我们。几个脸色严峻的青年人蹲在车斗上，肩膀扛着俄制步枪。他们全都留着大胡子，穿着黑色长袍。有个皮肤黝黑的家伙，看上去二十出头，皱着一双浓眉，手中挥舞着鞭子，有节奏地甩打车身一侧。他溜转的眼睛看见我，和我对望。终我一生，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无遮无拦。接着那个塔利班吐了一口沾有烟丝的口水，眼睛移开。我发现自己又能呼吸了。皮卡沿雅德梅湾驶去，在车后卷起一阵尘雾。“明天到伽兹体育馆去，中场休息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他就是那个戴着黑色太阳镜的人。”他捡起他的破眼镜，在手里翻转，“我要你们现在就离开，孩子吓坏了。”我们驶过焚毁的村子，那条狗一动不动。废墟和乞丐，触目皆是这种景象。我记得从前也有乞丐——爸爸身上总是额外带着一把阿富汗尼硬币，分发给他们；我从不曾见过他拒绝乞讨的人。可是如今，街头巷尾都能见到他们，身披破麻布，伸出脏兮兮的手，乞讨一个铜板。而如今乞食的多数是儿童，瘦小，脸色冷漠，有些不超过五六岁。妇女裹着长袍，坐在繁忙街道的水沟边，膝盖上是她们的儿子，一遍遍念着：“行行好，行行好！”还有别的，某种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几乎见不到有任何成年男子在他们身边——战争把父亲变成阿富汗的稀缺物品。法里德上前几步，把前额贴在门上。“老弟，我们没带塔利班的人来。”他小心翼翼，低声说，“这个男人是想把那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我要杀了他！”他的叫声让我明白，如果我不尽快采取行动，就只好目睹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场谋杀了。“你是这里的负责人。”法里德说，“你的工作是照料这些孩子。”“那东西跟他形影不离。他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将它塞在裤带上。”“你好，”我说，把宝丽莱照片给他看，“我们在找这个男孩。”“为什么？”隔了一会儿，传来开锁的声音，门缝又露出那张窄窄的脸。他看看我和法里德，对我说：“有件事你说错了。”“别理他。我们走。”法里德说，拉着我的手臂。我们跟着他，穿过阴暗污秽的走廊，孩子们穿着残破的羊毛衫，赤着脚走来走去。我们走过一些房间，没有一间铺着地毯，窗子蒙着塑料膜。房间塞满铁床，但多数没有被褥。“我不是故意的。”我说。我跑到桌子那边，这才发现察曼的叫声为何闷住：法里德扼住他的脖子。我双手抓住法里德的肩膀，使劲拉。他挣脱我。“够了！”我大喊。但法里德的脸涨得通红，张口狂叫：“我要杀了他！你不能阻止我！我要杀了他！”他冷笑。“树上经常躲着狙击手。”“你卖掉孩子！”法里德大怒。“警察局还在那儿。”法里德说，“这座城市不缺警察。但你在雅德梅湾，或者喀布尔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风筝或者风筝铺了。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他用铅笔敲桌子，“尽管你答应了，我想我也许会后悔一辈子，不过，也许那样也好。反正我很该死。但如果能帮到索拉博什么……我会告诉你，因为我相信你。看起来你像个负责任的人。”他沉默了好久。“有个塔利班官员，”他低声说，“他每隔一两个月就来一次，带着钱，虽然不多，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好。”他滑溜溜的眼睛看着我，又转开，“通常他会带走一个女孩，但不总是这样。”应门的是个秃顶男人，矮矮瘦瘦，留着蓬松的灰白胡子。他穿着旧斜纹呢夹克，戴着无边便帽，眼镜挂在鼻尖上，有块镜片已经碎裂。眼镜后面，黑豆似的眼珠在我和法里德身上扫来扫去。“你好。”他说。察曼放下手：“我已经有六个月没有收入了。我破产了，因为我毕生的积蓄，都投在这个恤孤院。我卖掉一切财产和遗产，来维持这个凄凉的地方。你以为我没有家人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吗？我完全可以像其他人那样一走了之。但我没有，我留下。我留下来，全是为了他们。”他指着门，“如果我拒绝给他一个孩子，他会带走十个。所以我让他带走，让安拉来作决定。我忍气吞声，拿过他那些该死的、肮脏的臭钱，然后到市场去，给孩子买食物。”我们发现新恤孤院在卡德察区北边，紧邻干涸的喀布尔河河堤。那是一座平房，军营式建筑，墙上有裂缝，窗户用木板封上。前去的途中，法里德告诉我说，在喀布尔各个城区中，卡德察区受战争破坏最严重，而当我们下车，证据太明显了。立在满是弹坑的街道两旁的，只有比废墟好不了多少的破落建筑，以及久无人烟的房子。我们走过一具锈蚀的轿车残骸，看到一台半截埋在碎石堆里面、没有荧屏的电视机，一堵涂着黑色“塔利班万岁”标语的墙壁。“你还说自己是负责人？”“你认识我妈妈？”我问，在他身边蹲下。注释：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塔利班。我在电视上、互联网上、杂志封面上、报纸上见过他们。但如今我站在这里，离他们不到五十英尺，告诉自己心里突然涌起的并非纯粹的**裸的恐惧；告诉自己我的血肉没有突然之间压着我的骨头，我的心跳没有加速。他们来了，趾高气扬。“我有印象，”法里德说，“它在几年前被毁了。”“你的朋友说得对，老爷。好像你不该用棍子去捅一条疯狗。”有人说。声音来自一个老乞丐，赤足坐在一座弹印斑斑的建筑的台阶上。他身上的旧衣磨得破烂不堪，戴着肮脏的头巾。他左边眼眶空空如也，眼皮耷拉。他举起患关节炎的手，指着红色皮卡驶去的方向。“他们开着车，四处寻找。希望找到那些激怒他们的人，他们迟早会找到，然后那些疯狗就有得吃了，整天的沉闷终于被打破，每个人都高呼‘真主至尊！’而在那些没人冒犯他们的日子里，嗯，他们就随便**。对吧？”法里德笑着说：“烤肉。”“我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它发生。”他拍拍我的肩头，“欢迎你回来。”他忧郁地说。“我能有什么选择呢？”察曼回嘴说，他推着桌子站起来。“不了，谢谢。我们还是谈谈。”“什么？”察曼移开眼光。“跟我来。”“什么？”“他是谁？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那是什么？请告诉我。”爸爸每次向我提起妈妈，总是很含混，比如“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但我一直渴望知道细节，比如：她的秀发在阳光下是什么样子，她最喜爱的冰淇淋是什么口味，她最喜欢哼唱的歌是哪一首，她也咬指甲吗？爸爸关于妈妈的记忆，已经随着他长埋地下。也许提起她的名字会唤起他心中的负疚，为她死后他犯下的事情。抑或是因为失去她的伤痛太深，他不忍再度提及。也许两种原因都有。“那些树呢？”我说。“它不难找，就在达鲁拉曼大道西端。”他说，“自从火箭炸毁老恤孤院之后，孩子们就搬到那边去了。真是才脱狼群，又落虎口。”他指着一座遭受祝融之灾的小村落，现在它只是一些黑色的墙壁，没有屋顶。我看见有条狗睡在那些墙壁之下。“我在这里有过一个朋友，”法里德说，“他修理自行车的手艺很棒，手鼓也弹得不错。塔利班杀了他全家，放火烧掉这座村子。”我给了那个老人一张十万阿富汗尼的钞票，大约相等于三美元。他倾着**过来取钱，身上的臭气——好像酸牛奶和几个星期没洗的臭脚——扑鼻而来，令我欲呕。他匆忙把钱塞在腰间，独眼滴溜溜转。“谢谢你的慷慨布施，老爷。”“你知道卡德察的恤孤院在哪里吗？”我问。老人露出柔和的神情。“我希望我能替你记起来。可是我不记得了。你妈妈走得太久了，我的记忆四散崩塌，像这些房子。对不起。”“你刚才说太迟了是什么意思？”我说。“一个月前，他带走了索拉博。”终于，察曼哽咽着说。手仍掩着脸。“他的弹弓射得很了不起！”“是的，我认识。”老乞丐说，“过去下课后我们常坐在一起交谈。最后一次是下雨天，隔天就期末考试，我们分享一块美味的杏仁蛋糕。杏仁蛋糕，热茶，还有蜂蜜。那时她肚子很大了，变得更加美丽。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天对我说的话。”“我从白沙瓦来。”我说，“我有个好朋友认识一对美国夫妇，在那儿开设恤孤院。”我感到那人就在门后。知道他站在那儿，倾听着，犹豫不决，在希望和怀疑之间来回挣扎。“你看，我认识索拉博的父亲，”我说，“名字叫哈桑。他妈妈的名字叫法莎娜。他管他奶奶叫莎莎。他能读书写字，弹弓打得很好。那儿有孩子的希望，老爷，一条生路。麻烦你开门。”老人咳嗽，“从1958年到1996年。我教哈菲兹、迦亚谟、鲁米、贝德尔②、雅米③、萨迪。我甚至还在德黑兰开过讲座，那是在1971年，关于神秘的贝德尔。我还记得他们都起立鼓掌。哈！”他摇摇头，“但你看到车上那些年轻人。你认为在他们眼里，苏菲主义④有什么价值？”“我听说过。”“你教大学？”“我小时候常常路过这儿，前往雅德梅湾。”我喃喃说，“过去这儿商店宾馆林立，遍地食肆和霓虹灯。我经常向一个叫做塞弗的老人买风筝。他在旧警察局旁边开了间小小的风筝铺。”“你还没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呢，老弟，”法里德说，“为什么不好好看看呢？”“你的朋友提了个好建议。”老乞丐插嘴说。他咳了一声，把痰吐在油污的手帕上。“原谅我，你能施舍几个阿富汗尼吗？”他喘着气说。“永远不要瞪着他们！你听到了吗？永远不要！”“这里有多少个孤儿？”法里德问。一辆汽车朝我们开来。“大胡子巡逻队。”法里德低声说。“烤羊羔肉。”我说。“你可以停车吗？”我说，“我想在这里走走，很快就好。”察曼用食指和拇指揉揉眼睛：“有时他们会回来。”“喀布尔不是你记忆中那样了。”他说。“她说，‘我很害怕。’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快乐，拉索尔博士，快乐成这样，真叫人害怕。’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他们只有准备要剥夺你某种东西的时候，才会让你这么快乐。’我说，‘快别胡说。这种想法太蠢了。’”法里德把车停在一条小巷，旁边有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没有门。“那过去是间药房。”我们下车时法里德咕哝着说。我们走上雅德梅湾，转右，朝西走去。“什么味道？”我说。某些东西熏得我眼泪直流。“谁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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