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是这么想的，而俄国的将帅和俄国的全体人民想到我们的军队退到腹地，他们就更加愤慨了。
拿破仑切断了俄国军队之后，他继续向俄国腹地推进，并放弃了几次决战的机会。八月他在斯摩棱斯克一心只想如何推进，可是我们现在却看出，这种继续推进对他来说显然是自取灭亡的。
事实显然说明，拿破仑既没有预见到向莫斯科进军的危险性，亚历山大和俄国的将军们那时也没有想到引诱拿破仑*腹地，而他们所想到的却与此相反。引诱拿破仑*俄国腹地，并非出于什么人的计划（谁也不会相信这种事的可能性），而是由于未曾料到必然会发生什么，未曾料到唯一拯救俄国的途径是什么的那些参战人员的极其复杂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私人目的和种种渴望所致。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军队在战争初期被切断。我们力求使军队会合，显然的目的是打一仗，阻止敌人进攻，但在力求使军队会合时应避免和最强大的敌人作战，不自觉地形成锐角形撤退，从而我们就把法军引到了斯摩棱斯克。然而不仅可以这样说，我们形成锐角形撤退，是因为法军在我们两军之间推进，这个夹角变得愈锐，我们也就因此退得愈远，是因为巴克莱-德-托利是一个不孚众望的德国人，而巴格拉季翁（受巴克莱指挥的军官）又很憎恨他，所以巴格拉季翁统帅第二军，力求尽可能地迟迟不与巴克莱会师，为了不受他指挥，巴格拉季翁迟迟不去会师尽管所有的指挥官主要目的是会师），因为他觉得在行军中会使自己的军队受到危险，对他最有利的是向左向南退却、骚扰敌方的侧翼和后方，在乌克兰补充他的军队。看来，他所以能想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不愿意隶属于令人憎恨的，而且级别比他低的德国人巴克莱。
皇帝亲临军队，是为了鼓舞士气，但是他的御驾亲征和犹豫不决，以及大批的顾问出谋献策，反而破坏了第一军的战斗力，于是军队后退了。
他们原打算坚守德里萨阵地，但出人意外，图谋与上总司令的保罗西以他的精力影响亚历山大，于是普弗尔的整个计划则被放弃，而一切军务就托付给巴克莱。但是巴克莱不孚众望，他的权力却受到了限制。
军队被打散后，既没有统一的指挥，巴克莱又孚众望。一方面，由于这种混乱，军队被切断，加之总司令德国人的声誉不高，就表现出犹豫不决，避免了一切战斗（假如军队会合在一起，而且不是巴克莱做总司令，那就非打一仗不可）；另一方面，对德国人的愤慨越来越强烈，爱国主义的热情则越来越高涨。
后来皇帝终于离开军队，给他离开军队找到一个唯一最好的借口，那就是他必须鼓舞首都人民掀起一场人民战争。皇帝的莫斯科之行，使俄国的军队增加到三倍。
皇帝离开军队是为了不致束缚总司令的权力的统一，指望以后能采取一些更坚决的措施；但是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更加紊乱，而且逐渐削弱。贝尼格森、大公和一大群高级侍从武官留在军队中监视总司令的行动，并给他加以鼓劲，而巴克莱却觉得在国王的这些耳目监视之下更不自由了，对于决定性的行动更加小心了，总是避免战斗。
巴克莱主张谨慎行事。皇太子暗示这是背叛行为，并要求进行一场大会战。柳博米尔斯基、布拉尼茨基和弗洛茨基之流的人物，吵得之凶，使得巴克莱借口给皇上呈送文件，差遣波兰高级侍从武官到彼得堡去，然后对贝尼格森和大公进行一场公开的斗争。
不管巴格拉季翁怎么也不愿意，最后军队还是在斯摩棱斯克会师了。
巴格拉季翁乘车前往巴克莱的官邸。巴克莱佩上绶带出来迎接，并向官阶较高的巴格拉季翁报告。巴格拉季翁极力做到宽宏大量，尽管官阶较高，仍听命于巴克莱的领导；但是当了部下，却和他更不协调了。巴格拉季翁遵照皇上的命令，亲自向他呈报。他在给阿拉克切耶夫的信中写道：“虽然这是我皇上的旨意，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与大臣（巴克莱）相处下去。看在上帝的情面上，请您随便把我派到哪儿去吧，即使是指挥一个团也好，但我不能在这里；因为整个大本营全是德国人，所以一个俄国人不能在这里，呆下去也没有一点意思。我原以为，我真正地在为皇上和祖国服务，但结果证明，我却是在为巴克莱服务。说真的，我是不情愿的。”一群布拉尼茨基、温岑格罗德之流的人物更加恶化了两位司令官之间的关系，结果是更加不统一了。他们准备在斯摩棱斯克前面向法军进攻，派遣了一名将官去视察阵地。但是他憎恨巴克莱，却到一个朋友——军团长那儿去呆了一天，然后才回到巴克莱那儿，从各方面挑剔这个他并未见到过的未来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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