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派是:普弗尔及其追随者,那些军事理论家,他们相信存在军事科学,认为这门科学有自身不可更改的法则,运动战法则,迂回运动法则等。普弗尔及其追随者要求撤退到国家的内地,按伪军事理论所规定的精确的法则,对这个理论的所有偏离却只能被人们视为野蛮,不学无术或别有用心。属于该派的有德国亲王们、沃尔佐根、温岑格罗德和其他人,多半都是德国人。
第二派与第一派相反。正如惯常的情形,有一种极端,也就有另一种极端。这派的人要求从维尔纳攻入波兰,并摆脱所有预先制订的计划。这一派的代表除了是大胆行动的代表外,他们同时还是民族主义的代表,因此在辩论变得更加偏激了。这些人是俄罗斯人:巴格拉季翁、声望高涨的叶尔莫洛夫和其他一些人。此时传播着叶尔莫洛夫的笑话,似乎是他请求皇帝的恩宠——封他为德国人。这一派缅怀苏沃洛夫的人说,不应当认为,不用针刺破地图,而应去战斗,打击敌人,不放敌人进入俄罗斯,不要挫拆士气。
第三派最受皇帝信任,他们是介于两派间的宫廷侍臣们。这派人大多是军人,阿拉克切耶夫属于该派,他们所想所说的都是没有信念,但又希望像有信念的普通人所想和所说的。他们说,毫无疑问,战争,特别是同波拿巴(又称他叫波拿巴)这样的天才的战争,要求最深思熟虑的谋划和渊博的科学知识,在这方面普弗尔是一个英才;但同样不能不承认,理论家往往有其片面性,所以不能完全相信他们,应该听听反对派普弗尔的意见,听听在军事上有实践经验的人们的意见,然后加以折中。这一派主张按照普弗尔的计划守住德里萨营地,改变其他各军的行动。虽然这种变化不能达到其它任何目的,但该派却认为这样会好些。
第四派以大公皇太子为最著名的代表,他不能忘记自己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所遭受的失败,当时他头戴钢盔,身穿骑兵制服,就像去阅兵似的骑马行进在近卫军的前面,实指望干净利落地击溃法军,结果却陷入第一线,好不容易才在惊慌中逃出来。这一派人在自己的讨论中具有坦率的优点和缺点。他们害怕拿破仑,看到了他的力量和自己的软弱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这一点。他们说:“除了悲哀、耻辱和毁灭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我们丢掉了维尔纳,放弃了维捷布斯克,还要失掉德里萨。聪明的做法是趁现在还暂未把我们赶出彼得堡,尽快缔结和约。”
这个观点在军方上层相当普遍,在彼得堡也获得支持,一等文官鲁缅采夫为其他政治原因也同样赞成和解。
第五派是巴克雷-德-托利的信徒们。他们与其认为他是人,不如说把他当作陆军大臣和总司令。他们说:“不管他是什么人,(总是这样开始),但他的正直,精明,没有谁比他更好。请把实权交给他吧,因为战争中不可能没有统一的指挥,他将展示他可以做些什么,就像他在芬兰表现的那样。如果我们的军队秩序井然,有战斗力,撤退到德里萨而未遭受任何损失,那么这只能归功于巴克雷。如果现在用贝尼格森代替巴克雷,那么一切全完了,因为贝尼格森在一八○七年就表现出自己的碌碌无能。”这一派的人们这样说。
第六派是贝尼格森派。正好相反,他们说,“不管怎样,没有比贝尼格森更能干的,更有经验的人了,无论你怎样折腾,最终还是请教他。这一派的人证明说,我们全体退到德里萨是最可悲的失败和不间断一连串错误的结果。他们说:“错误犯得越多,越能尽快地使人们明白,不可以这样下去,不需要什么巴克雷,而是需要像贝尼格森这样的人。他在一八○七年已经显过身手,拿破仑自己曾给他作过公充的评价,这更让人心悦诚服地承认是权威的人,只有贝尼格森一个人。”
第七派是那些随时都随侍皇帝左右的人,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皇帝,而亚历山大皇帝身边的这种人特别多,他们是将军、侍从武官,他们对皇帝无限忠诚,就像罗斯托夫在一八○五年崇拜他一样。不是把他当作皇帝,而当作一个人,衷心而无私地崇拜他,在他身上不仅看出全部美德,而且具备人类的一切优秀品质。这些人虽然赞美皇帝拒绝统帅军队的谦虚品质,却指责这种过分的谦虚,他们仅希望一件事,而且坚持自己崇拜的皇帝丢弃对自身的过分的不信任、公开宣布做军队的统帅,属下组建一个总司令大本营,自己指挥军队,必要时可请有经验的理论家和实干家辅佐,这样更极大地鼓舞军心激昂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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