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实说，我刚刚认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时候，从来没注意到这个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今天却很少有人不承认他的伟大了。我所谓的伟大不是走红运的政治家或是立战功的军人的伟大；这种人显赫一时，与其说是他们本身的特质倒不如说沾了他们地位的光，一旦事过境迁，他们的伟大也就黯然失色了。人们常常发现一位离了职的首相当年只不过是个大言不惭的演说家；一个解甲归田的将军无非是个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但是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伟大却是真正的伟大。你可能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无论如何你不能不对它感到兴趣。他的作品使你不能平静，扣紧你的心弦。思特里克兰德受人挪揄讥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他辩护或甚至对他赞誉也不再被看作是某些人的奇行怪癖了。他的瑕疵在世人的眼中已经成为他的优点的必不可少的派生物。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尽可以继续争论。崇拜者对他的赞颂同贬抑者对他的诋毁固然都可能出于偏颇和任性，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他具有天才。在我看来，艺术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艺术家赋有独特的性格，尽管他有一千个缺点，我也可以原谅。我料想，委拉斯凯兹①是个比埃尔·格列柯②更高超的画家，可是由于所见过多，却使我们感到他的绘画有些乏味。而那位克里特岛画家的作品却有一种**和悲剧性的美，仿佛作为永恒的牺牲似地把自己灵魂的秘密呈献出来。一个艺术家——画家也好，诗人也好，音乐家也好，用他的崇高的或者美丽的作品把世界装点起来，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但这也同人类的性本能不无相似的地方，都有其粗野狂暴的一面。在把作品奉献给世人的同时，艺术家也把他个人的伟大才能呈现到你眼前。探索一个艺术家的秘密颇有些阅读侦探小说的迷人劲儿。这个奥秘同大自然极相似，其妙处就在于无法找到答案。思特里克兰德的最不足道的作品也使你模糊看到他的奇特、复杂、受着折磨的性格；那些不喜欢他的绘画的人之所以不能对他漠不关心，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正是这一点，使得那么多人对他的生活和性格充满了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
①迪埃戈·罗德里盖斯·德·西尔瓦·委拉斯凯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
②埃尔·格列柯（1541—1614？），西班牙画家，生于克里特岛。
直到思特里克兰德去世四年以后，莫利斯·胥瑞才写了那篇发表在《法兰西信使》上的文章，使这位不为人所知的画家不致湮没无闻。他的这篇文章打响了第一炮，很多怯于标新的作家这才踏着他的足迹走了下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艺术评论界更没有哪个人享有比胥瑞更无可争辩的权威。胥瑞提出的论点不可能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看起来他对思特里克兰德的称许似乎有些过分，但后来舆论的裁决却证实了他评价的公正；而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声名便也在他所定的调子上不可动摇地建立起来了。思特里克兰德声名噪起，这在艺术史上实在是最富于浪漫主义味道的一个事例。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想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艺术作品有所评论，除非在这些作品涉及到画家性格的时候。我对某些画家的意见不敢苟同，他们傲慢地认为外行根本不懂得绘画，门外汉要表示对艺术的鉴赏，最好的方法就是免开尊口，大大方方地掏出支票簿。老实讲，把艺术看作只有名工巧匠才能完全理解的艺术技巧，其实是一种荒谬的误解。艺术是什么？艺术是感情的表露，艺术使用的是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但是我也承认，艺术评论家如果对技巧没有实际知识，是很少能作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的；而我自己对绘画恰好是非常无知的。幸而在这方面我无庸冒任何风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雷加特先生既是一位写文章的高手，又是一位深有造诣的画家，他在一本小书里①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作品已经作了详尽的探索；这本书的优美文风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很可惜，这种文风今天在英国远不如在法国那么时兴了。
①《一位当代画家，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绘画的评论》，爱尔兰皇家学院会员爱德华·雷加特着，1917年马丁·塞克尔出版。（作者注）
莫利斯·胥瑞在他那篇驰名的文章里简单地勾画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作者有意这样吊一下读者的胃口。他对艺术的热情毫不搀杂个人的好恶，他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唤起那些有头脑的人对一个极为独特的天才画家的注意力。但是胥瑞是一个善于写文章的老手，他不会不知道，只有引起读者“兴味”的文章才更容易达到目的。后来那些在思特里克兰德生前曾和他有过接触的人——有些人是在伦敦就认识他的作家，有些是在蒙特玛特尔咖啡座上和他会过面的画家——极其吃惊地发现，他们当初看作是个失败的画家，一个同无数落魄艺术家没有什么不同的画家，原来是个真正的天才，他们却交臂失之。从这时起，在法国和美国的一些杂志上就连篇累牍地出现了各式各类的文章：这个写对思特里克兰德的回忆，那个写对他作品的评述。结果是，这些文章更增加了思特里克兰德的声誉，挑起了、但却无法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这个题目大受读者欢迎，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下了不少工夫，在他写的一篇洋洋洒洒的专题论文①里开列了一张篇目，列举出富有权威性的一些文章。
①《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生平与作品》，哲学博士雨果·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着，莱比锡1914年施威英格尔与汉尼施出版，原书德文。（作者注）
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而且深信不疑，近乎狂热。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对平凡暗淡的生活的一种抗议。传奇中的一些小故事成为英雄通向不朽境界的最可靠的护照。瓦尔特·饶利爵士②之所以永远珍留在人们记忆里是因为他把披风铺在地上，让伊丽莎白女皇踏着走过去，而不是因为他把英国名字带给了许多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发现的国土；一个玩世不恭的哲学家在想到这件事时肯定会哑然失笑的。讲到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生前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树了不少敌人，但没有交下什么朋友。因此，那些给他写文章的人必须借助于活跃的想象以弥补贫乏的事实，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非常清楚，尽管人们对思特里克兰德生平的事迹知道得并不多，也尽够浪漫主义的文人从中找到大量铺陈敷衍的材料，他的生活中有不少离奇可怕的行径，他的性格里有不少荒谬绝伦的怪僻，他的命运中又不乏悲壮凄怆的遭遇。经过一段时间，从这一系列事情的演绎附会中便产生了一个神话，明智的历史学家对这种神话是不会贸然反对的。
②瓦尔特·饶利爵士（1552？—1618），英国历史学家及航海家。
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偏偏不是这样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他认为有关他父亲的后半生人们误解颇多，他公开申明自己写这部传记③就是为了“排除某些成为流传的误解”，这些谬种流传“给生者带来很大的痛苦”。谁都清楚，在外界传播的思特里克兰德生平轶事里有许多使一个体面的家庭感到难堪的事。我读这本传记的时候忍不住哑然失笑，但也暗自庆幸，幸好这本书写得实在枯燥乏味。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在传记里刻划的是一个体贴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一个性格善良、作风勤奋、品行端正的君子。当代的教士在研究人们称之为《圣经》诠释这门学问中都学会了遮掩粉饰的惊人本领，但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用以“解释”他父亲行状（这些开行动都是一个孝顺的儿子认为值得记住的）的那种精思敏辩，在时机成熟时肯定会导致他在教会中荣获显职的。我好象已经看到他那筋骨强健的小腿套上了主教的皮裹腿了。他做的是一件危险的，但或许是很勇敢的事，因为思特里克兰德之所以名传遐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们普遍接受了的传说。他的艺术对很多人有那么大的魅力，或者是由于人们对他性格的嫌恶，或者是对他惨死的同情；而儿子的这部旨在为父亲遮羞掩丑的传记对于父亲的崇拜者却不啻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思特里克兰德的最重要的一幅作品《萨玛利亚的女人》④九个月以前曾经卖给一位有名的收藏家。由于这位收藏家后来突然逝世，这幅画再度拍卖，又被克利斯蒂购去。这次拍卖正值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的传记出版、人们议论纷纷之际，这幅名画的价格竟比九个月以前降低了二百三十五镑；这显然不是一件偶合。如果不是人们对神话的喜爱，叫他们对这个使他们的猎奇心大失所望的故事嗤之以鼻的话，只靠思特里克兰德个人的权威和独特也许无力挽回大局的。说也凑巧，没有过多久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的文章就问世了，艺术爱好者们的疑虑不安终于消除了。
③《思特里克兰德，生平与作品》，画家的儿子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撰写，1913年海因曼出版。（作者注）
④根据克利斯蒂藏画目录的描述，这幅画的内容是：一个**女人，社会岛的土人，躺在一条小溪边的草地上，背景是棕榈树、芭蕉等热带风景。60英寸×48英寸。（作者注）
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隶属的这一历史学派不只相信“人之初，性本恶”，而且认为其恶劣程度是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的；用不着说，比起那些把富有浪漫色彩的人物写成道貌岸然的君子的使人败兴的作家来，这一派历史学者的著作肯定能够给予读者更大的乐趣。对于我这样的读者，如果把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的关系只写作经济上的联盟，我是会觉得非常遗憾的；要想劝说我让我把泰伯利欧斯⑤看作是同英王乔治五世同样的一位毫无瑕疵的君主，也需要远比手头掌握的多得多的证据（谢天谢地，这种证据看来很难找到）。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在评论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那部天真的传记时所用的词句，读起来很难叫人对这位不幸的牧师不感到同情。凡是这位牧师为了维护体面不便畅言的地方都被攻击为虚伪，凡是他铺陈赘述的章节则率直地被叫作谎言，作者对某些事情保持缄默则干脆被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斥之为背叛。作品中的这些缺陷，从一个传记作家的角度来看，固然应该受到指摘，但作为传记主人公的儿子倒也情有可原；倒霉的是，竟连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也连带遭了殃，被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批评为假装正经、作势吓人、自命不凡、狡猾欺心，只会烹调倒人胃口的菜饭。讲到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在驳斥外间*人心的一种传述——关于他父母之间某些“不愉快”的事件时，实在不够慎重。他在传记里引证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从巴黎写的一封家信，说他父亲称呼自己的妻子为“了不起的女人”，而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却把原信复制出来；原来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引证的这段原文是这样的：“叫上帝惩罚我的妻子吧！这个女人太了不起了，我真希望叫她下地狱。”在教会势力鼎盛的日子，它们并不是用这种方法对待不受欢迎的事实的。
⑤泰伯利欧斯·克劳迪乌斯·尼禄（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皇帝。
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是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一位热心的崇拜者，如果他想为思特里克兰德涂脂抹粉本来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他的目光敏锐，一眼就望穿了隐含在一些天真无邪的行为下的可鄙的动机。他既是一个艺术研究者，又是一个心理——病理学家。他对一个人的潜意识了如指掌。没有哪个探索心灵秘密的人能够象他那样透过普通事物看到更深邃的意义。探索心灵秘密的人能够看到不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心理病理学家却看到了根本不能表达的事物。我们看到这位学识渊深的作家如何热衷于搜寻出每一件使这位英雄人物丢脸的细节琐事，真是令人拍案叫绝。每当他列举出主人公一件冷酷无情或者卑鄙自私的例证，他的心就对他更增加一分同情。在他寻找到主人公某件为人遗忘的轶事用来嘲弄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帅的一片孝心时，他就象宗教法庭的法官审判异教徒那样乐得心花怒放。他写这篇文章的那种认真勤奋劲儿也着实令人吃惊。没有哪件细小的事情被他漏掉，如果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有一笔洗衣账没有付清，这件事一定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如果他欠人家一笔借款没有偿还，这笔债务的每一个细节也绝对不会遗漏；这一点读者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二
关于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文章既已写了这么多，看来我似乎没有必要再多费笔墨了。为画家树碑立传归根结底还是他的作品。当然喏，我比大多数人对他更为熟悉；我第一次和他会面远在他改行学画以前。在他落魄巴黎的一段坎坷困顿的日子里，我经常和他见面。但如果不是战争的动乱使我有机会踏上塔希提岛的话，我是不会把我的一些回忆写在纸上的。众所周知，他正是在塔希提度过生命中最后几年；我在那里遇见不少熟悉他的人。我发现对他悲剧的一生中人们最不清晰的一段日子，我恰好可以投掷一道亮光。如果那些相信思特里克兰德伟大的人看法正确的话，与他有过亲身接触的人对他的追述便很难说是多余的了。如果有人同埃尔·格列柯象我同思特里克兰德那样熟稔，为了读到他写的格列柯回忆录，有什么代价我们不肯付呢？
但是我并不想以这些事为自己辩解。我不记得是谁曾经建议过，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说这句话的人是个聪明人，我也一直在一丝不苟地按照这条格言行事：因为我每天早上都起床，每天也都上床睡觉。但是我这个人生来还有苦行主义的性格，我还一直叫我的肉体每个星期经受一次更大的磨难。《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我一期也没有漏掉。想到有那么多书被辛勤地写出来，作者看著书籍出版，抱着那么殷切的希望，等待着这些书又是什么样的命运，这真是一种有益身心的修养。一本书要能从这汪洋大海中挣扎出来希望是多么渺茫啊！即使获得成功，那成功又是多么瞬息即逝的事啊！天晓得，作者为他一本书花费了多少心血，经受多少磨折，尝尽了多少辛酸，只为了给偶然读到这本书的人几小时的休憩，帮助他驱除一下旅途中的疲劳。如果我能根据书评下断语的话，很多书是作者呕心沥血的结晶，作者为它绞尽了脑汁，有的甚至是孜孜终生的成果。我从这件事取得的教训是，作者应该从写作的乐趣中，从郁积在他心头的思想的**中取得写书的酬报；对于其他一切都不应该介意，作品成功或失败，受到称誉或是诋毁，他都应该淡然处之。
战争来了，战争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态度。年轻人求助于我们老一代人过去不了解的一些神祇，已经看得出继我们之后而来的人要向哪个方向活动了。年轻的一代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吵吵嚷嚷，早已经不再叩击门扉了。他们已经闯进房子里来，坐到我们的宝座上，空中早已充满了他们喧闹的喊叫声。老一代的人有的也模仿年轻人的滑稽动作，努力叫自己相信他们的日子还没有过去；这些人同那些最活跃的年轻人比赛喉咙，但是他们发出的呐喊听起来却那么空洞，他们有如一些可怜的浪**人，虽然年华已过，却仍然希望靠涂脂抹粉，靠轻狂浮荡来恢复青春的幻影。聪明一点儿的则摆出一副端庄文雅的姿态。他们的莞尔微笑中流露着一种宽容的讥诮。他们记起了自己当初也曾经把一代高踞宝座的人践踏在脚下，也正是这样大喊大叫、傲慢不逊；他们预见到这些高举火把的勇士们有朝一日同样也要让位于他人。谁说的话也不能算最后拍板。当尼尼微城昌盛一时、名震遐迩的时候，新福音书已经老旧了。说这些豪言壮语的人可能还觉得他们在说一些前人未曾道过的真理，但是实际上连他们说话的腔调前人也已经用过一百次，而且丝毫也没有变化。钟摆摆过来又荡过去，这一旅程永远反复循环。
有时候一个人早已活过了他享有一定地位的时期，进入了一个他感到陌生的新世纪，这时候人们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一幅最奇特的景象。譬如说，今天还有谁想得到乔治·克莱布①呢？在他生活的那一时代，他是享有盛名的，当时所有的人一致承认他是个伟大的天才，这在今天更趋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是很罕见的事了。他写诗的技巧是从亚历山大·蒲柏②派那里学习来的，他用押韵的对句写了很多说教的故事。后来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诗人们唱起新的诗歌来。克莱布先生继续写他的押韵对句的道德诗，我想他一定读过那些年轻人写的风靡一时的新诗，而且我还想象他一定认为这些诗不堪卒读。当然，大多数新诗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象济慈同华兹华斯写的颂歌，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雪莱的更多的几首，确实发现了前人未曾探索过的广阔精神领域。克莱布先生已经陈腐过时了，但是克莱布先生还是孜孜不倦地继续写他的押韵对句诗。我也断断续续读了一些我们这一时代的年轻人的诗作，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位更炽情的济慈或者更一尘不染的雪莱，而且已经发表了世界将长久记忆的诗章，这我说不定。我赞赏他们的优美词句——尽管他们还年轻，却已才华横溢，因此如果仅仅说他们很有希望，就显得荒唐可笑了——，我惊叹他们精巧的文体；但是虽然他们用词丰富（从他们的语汇看，倒仿佛这些人躺在摇篮里就已经翻读过罗杰特的《词汇宝库》了），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新鲜东西。在我看来，他们知道的太多，感觉过于肤浅；对于他们拍我肩膀的那股亲热劲儿同闯进我怀抱时的那种感情，我实在受不了。我觉得他们的热情似乎没有血色，他们的梦想也有些平淡。我不喜欢他们。我已经是过时的老古董了。我仍然要写押韵对句的道德故事。但是如果我对自己写作除了自娱以外还抱有其它目的，我就是个双料的傻瓜了。
①乔治·克莱布（1754—1832），英国诗人。
②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
三
但是这一切都是题外之言。
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非常年轻，但由于偶然的因缘这本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少人想要同我结识。
我刚刚被引进伦敦文学界的时候，心情又是热切又是羞涩；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种种情况，不无凄凉之感。很久我没有到伦敦去了，如果现在出版的小说里面的描写是真，伦敦一定发生了很大变化了。文人聚会的地点已经改变了。柴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台德、诺廷山门、高街和肯星顿的地位。当时年纪不到四十岁就被看作了不起的人物，如今过了二十五岁就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了。我想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都羞于使自己的感情外露，因为怕人嘲笑，所以都约束着自己不给人以傲慢自大的印象。我并不认为当时风雅放浪的诗人作家执身如何端肃，但我却不记得那时候文艺界有今天这么多风流韵事。我们对自己的一些荒诞不经的行为遮上一层保持体面的缄默，并不认为这是虚伪。我们讲话讲究含蓄，并不总是口无遮拦，说什么都直言不讳。女性们那时也还没有完全取得绝对自主的地位。
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我还记得我到一些殷勤好客的文艺家庭中去作客总要乘车在市区兜很大的圈子，因为羞怯的心理作祟，我往往在街上来来回回走好几遍才鼓起勇气去按门铃。然后，我心里捏着一把汗，被让进一间高朋满座、闷得透不过气的屋子。我被介绍给这位名士、那位巨擘，这些人对我的著作所说的恭维话让我感到坐立不安。我知道他们都等着我说几句隽词妙语，可是直到茶会开完了，我仍然想不出什么有风趣的话来。为了遮盖自己窘态，我就张罗着给客人倒茶送水，把切得不成形的涂着黄油的面包递到人们手里。我希望的是谁都别注意我，让我心神宁静地观察一下这些知名人士，好好听一听他们妙趣横生的言语。
我记得我遇见不少身材壮硕、腰板挺得笔直的女人。这些女人生着大鼻头，目光炯炯，衣服穿在她们身上好象披着一挂甲胄；我也看到许多象小老鼠似的瘦小枯干的老处女，说话柔声细气，眼睛滴溜溜乱转。我对她们那种总是戴着手套吃黄油吐司的怪毛病常常感到十分好笑；她们认为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就偷偷在椅子上揩手指头，这让我看着也十分佩服。这对主人的家具肯定不是件好事，但是我想在轮到主人到这些人家里作客的时候，肯定也会在她朋友的家具上进行报复的。这些女人有的衣着入时，她们说她们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一个人为什么只因为写了一本小说就要穿得邋里邋遢。如果你的身段苗条为什么不能尽量把它显示出来呢？俊俏的小脚穿上时髦的鞋子绝不会妨碍编辑采用你的稿件。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样不够庄重，这些人穿的是艺术性的纺织品，戴着具有蛮荒色调的珠宝装饰。男士们的衣着一般却很少有怪里怪气的。他们尽量不让人看出自己是作家，总希望别人把他们当作是老于世故的人。不论到什么地方，人们都会以为他们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级办事员。这些人总显出有些劳累的样子。我过去同作家从来没有接触，我发现他们挺奇怪，但是我总觉得这些人不象真实的人物。
我还记得，我总觉得他们的谈话富于机智。他们中的一个同行刚一转身，他们就会把他批评得体无完肤；我总是惊讶不置地听着他们那辛辣刻毒的幽默话。艺术家较之其他行业的人有一个有利的地方，他们不仅可以讥笑朋友们的性格和仪表，而且可以嘲弄他们的著作。他们的评论恰到好处，话语滔滔不绝，我实在望尘莫及。在那个时代谈话仍然被看作是一种需要下功夫陶冶的艺术，一句巧妙的对答比锅子底下噼啪爆响的荆棘①更受人赏识，格言警句当时还不是痴笨的人利用来冒充聪敏的工具，风雅人物的闲谈中随便使用几句会使得谈话妙趣横生。遗憾的是，这些妙言隽语我现在都回忆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最舒适顺畅的谈话莫过于这些人谈论起他们从事的行业的另一方面——谈起进行交易的一些细节来。在我们品评完毕一本新书的优劣后，自然要猜测一下这本书销售掉多少本，作者得到多少预支稿费，他一共能得到多少钱。以后我们就要谈到这个、那个出版商，比较一下这个人的慷慨和那个人的吝啬。我们还要争辩一下是把槁件交给这一个稿酬优厚的人还是哪一个会做宣传、善于推销的人。有的出版商不善于作广告，有的在这方面非常内行。有些出版商古板，有些能够适应潮流。再以后我们还要谈论一些出版代理人和他们为我们作家搞到的门路。我们还要谈论编辑和他们欢迎哪类作品，一千字付多少稿费，是很快付清呢，还是拖泥带水。这些对我说来都非常富于浪漫气味。它给我一种身为这一神秘的兄弟会的成员的亲密感。
①见《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七章：“愚昧人的笑声，好象锅下烧荆棘的爆声。”
四
在那些日子里，再没有谁象柔斯·瓦特尔芙德那样关心照拂我了。她既有男性的才智又有女人的怪脾气。她写的小说很有特色，读起来叫你心绪不能平静。正是在她家里，有一天我见到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那一天瓦特尔芙德**举行了一次茶话会，在她的一间小屋子里，客人比往常来得还多。每个人好象都在和别人交谈，只有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感到很窘；既然客人们都在三三两两地谈他们自己的事，我就很不好意思挤进哪个人堆里去了。瓦特尔芙德**是个很体贴的女主人，她注意到我有些尴尬，便走到我身边来。
“我想让你去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谈一谈，”她说，“她对你的书崇拜得了不得。”
“她是干什么的？”我问。
我知道自己孤陋寡闻，如果思特里克兰德是一位名作家，我在同她谈话以前最好还是把情况弄清楚。
为了使自己的答话给我更深的印象，瓦特尔芙德故意把眼皮一低，做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她专门招待人吃午餐。你只要别那么腼腆，多吹嘘自己几句，她准会请你吃饭的。”
柔斯·瓦特尔芙德处世采取的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她把生活看作是给她写小说的一个机会，把世人当作她作品的素材。如果读者中有谁对她的才能非常赏识而且慷慨地宴请过她，她有时也会请他们到自己家招待一番。这些人对作家的崇拜热让她感到又好笑又鄙夷，但是她却同他们周旋应酬，十足表现出一个有名望的女文学家的风度。
我被带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面前，同她谈了十来分钟的话。除了她的声音很悦耳外，我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在威斯敏斯特区有一套房子，正对着没有完工的大教堂。因为我也住在那一带，我们两人就觉得亲近了一层。对于所有那些住在泰晤士河同圣杰姆斯公园之间的人来说，陆海军商店好象是一个把他们联结起来的纽带。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要了我的住址，又过了几天我收到她一张请吃午饭的请柬。
我的约会并不多，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到她家的时候稍微晚了一些，因为我害怕去得过早，围着大教堂先兜了三个圈子。进门以后我才发现客人都已经到齐了。瓦特尔芙德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杰伊太太、理查·特维宁和乔治·娄德。在座的人都是作家。这是早春的一天，天气很好，大家兴致都非常高。我们谈东谈西，什么都谈到了。瓦特尔芙德**拿不定主意，是照她更年轻时的淡雅装扮，身着灰绿，手拿一支水仙花去赴宴呢，还是表现出一点年事稍高时的丰姿；如果是后者，那就要穿上高跟鞋、披着巴黎式的上衣了。犹豫了半天，结果她只戴了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使她的情绪很高，我还从来没有听过她用这么刻薄的语言议论我们都熟识的朋友呢。杰伊太太知道得很清楚，逾越礼规的言词是机智的灵魂，因此时不时地用不高于耳语的音调说一些足能使雪白的台布泛上**的话语。理查·特维宁则滔滔不绝地发表荒唐离奇的谬论。乔治·娄德知道他的妙语惊人已经尽人皆知，用不着再施展才华，因此每次张口只不过是往嘴里添送菜肴。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话不多，但是她也有一种可爱的本领，能够引导大家的谈话总是环绕着一个共同的话题；一出现冷场，她总能说一句合适的话使谈话继续下去。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这一年三十七岁，身材略高，体态丰腴，但又不显得太胖。她生得并不美，但面庞很讨人喜欢，这可能主要归功于她那双棕色的、非常和蔼的眼睛。她的皮肤血色不太好，一头黑发梳理得非常精巧。在三个女性里面，她是唯一没有施用化妆品的，但是同别人比较起来，这样她反而显得更朴素、更自然。
餐室是按照当时的艺术风尚布置的，非常朴素。白色护墙板很高，绿色的糊墙纸上挂着嵌在精致的黑镜框里的惠斯勒①的蚀刻画。印着孔雀图案的绿色窗帘线条笔直地高悬着。地毯也是绿颜色的，地毯上白色小兔在浓郁树荫中嬉戏的图画使人想到是受了威廉·莫利斯②的影响。壁炉架上摆着白釉蓝彩陶器。当时的伦敦一定有五百间餐厅的装演同这里一模一样，淡雅，别致，却有些沉闷。
①杰姆斯·艾波特·麦克奈尔·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和蚀刻画家，长期定居英国。
②威廉·莫利斯（1834—1896），英国诗人和艺术家。
离开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家的时候，我是同瓦特尔芙德**一同走的。因为天气很好，又加上她这顶新帽子提了兴致，我们决定散一会步，从圣杰姆斯公园穿出去。
“刚才的聚会很不错。”我说。
“你觉得菜做得不坏，是不是？我告诉过她，如果她想同作家来往，就得请他们吃好的。”
“你给她出的主意太妙了，”我回答。“可是她为什么要同作家来往呢？”
瓦特尔芙德**耸了耸肩膀。
“她觉得作家有意思。她想迎合潮流。我看她头脑有些简单，可怜的人，她认为我们这些作家都是了不起的人。不管怎么说，她喜欢请我们吃饭，我们对吃饭也没有反感。我喜欢她就是喜欢这一点。”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些惯爱结交文人名士的人中，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要算心地最单纯的了，这些人为了把猎物捕捉到手，从汉普斯台德的远离尘嚣的象牙塔一直搜寻到柴纳街的寒酸破旧的画室。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年轻的时候住在寂静的乡间，从穆迪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不只使她阅读到不少浪漫故事，而且也给她的脑子里装上了伦敦这个大城市的罗曼史。她从心眼里喜欢看书（这在她们这类人中是少见的，这些人大多数对作家比对作家写的书、对画家比对画家画的画兴趣更大），她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幻想的小天地，生活于其中，感到日常生活所无从享受到的自由。当她同作家结识以后，她有一种感觉，仿佛过去只能隔着脚灯了望的舞台，这回却亲身登上去了。她看着这些人粉墨登场，好象自己的生活也扩大了，因为她不仅设宴招待他们，而且居然闯进这些人的重门深锁的幽居里去。对于这些人游戏人生的信条她认为无可厚非，但是她自己却一分钟也不想按照他们的方式调整自己的生活。这些人道德伦理上的奇行怪癖，正如他们奇特的衣着、荒唐背理的言论一样，使她觉得非常有趣，但是对她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却丝毫也没有影响。
“有没有一位思特里克兰德先生啊？”我问。
“怎么没有啊。他在伦敦做事。我想是个证券经纪人吧。没有什么风趣。”
“他们俩感情好吗？”
“两个人互敬互爱。如果你在他们家吃晚饭，你会见到他的。但是她很少请人吃晚饭。他不太爱说话，对文学艺术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为什么讨人喜欢的女人总是嫁给蠢物啊？”
“因为有脑子的男人是不娶讨人喜欢的女人的。”
我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于是我就把话头转开，打听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有没有孩子。
“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两个人都在上学。”
这个题目已经没有好说的了。我们又扯起别的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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