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

作者:罗曼·罗兰


  鲁意莎贴在门上听着,敲着门,轻轻的叫他:没有回音。她等着,听着房里寂静无声好不揪心,然后她走开了。白天她来了一二次,晚上睡觉之前又来了一次。一天过去了,一夜过去了:屋子里始终没有一点声音。克利斯朵夫忽冷忽热,浑身哆嗦,哭了好几回;半夜里他抬起**对墙壁晃晃拳头。清早两点左右,发疯似的一阵冲动使他爬下了床,半裸着**的**,想去杀死大公爵。恨与羞把他折磨着,身心受着火一般的煎熬。可是这场内心的暴风雨在外面一点都不表现出来: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声音。他咬紧牙齿,把一切都压在肚里。
  第二天他照常下楼:精神上受了重伤,一声不出,母亲也一句不敢动问。她已经从邻居那边知道了原委。整天他坐在椅子里烤火,跟哑巴一样,浑身发烧,驼着背象老头儿。母亲不在的时候,他就悄悄的哭。
  傍晚,社会党报纸的编辑来找他。自然,他已经知道了那件事而来打听细节。克利斯朵夫很感激,天真的以为那是对他表示同情,是人家为了连累他而来向他道歉。他要挣面子,对过去的事一点不表后悔,不觉把心上的话全说了出来:跟一个象自己一样恨压迫的人痛痛快快谈一谈,他觉得松了口气。那编辑逗他说话,心里想即使克利斯朵夫不愿亲自动笔,至少可以供给材料,让他拿去写篇骇人听闻的文章。他预料这位宫廷音乐家受了羞辱,一定会把他高明的笔战功夫,和他所知道的宫廷秘史(那是更有价值的),贡献给社会党。他认为用不到过分的含蓄,便老老实实把这番意思对克利斯朵夫说了。克利斯朵夫跳起来,声明他一个字都不能写:由他去攻击大公爵,人家会看做他报私仇;过去他发表自己的思想是冒着危险的,现在他一无束缚之后,反而需要谨慎了。那编辑完全不了解这些顾虑,认为克利斯朵夫没出息,骨子里还是个吃公事饭的,他尤其以为克利斯朵夫是胆小。
  “那末,"他说,"让我们来:由我动笔。你什么都不用管。”
  克利斯朵夫求他不要写,但他没法强制他不写。而且对方告诉他这件事不单和他个人有关,连报纸也受到侮辱,他们有权利报复的。这一下克利斯朵夫无话可说了,他充起量只能要求别滥用他的某些心腹话,那是拿他当作朋友而非当作新闻记者说的。对方一口答应下来。克利斯朵夫仍旧不大放心:他这时候才明白自己的莽撞,可是已经太晚了。——客人一走,他回想起说过的话不禁害了怕,立刻写信给编辑,要求他无论如何不能和盘托出;——可怜他在信里把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部分。
  第二天,他急不及待的打开报纸,在第一版上就看到了他全部的故事。他上一天所说的一切,经过新闻记者那种添枝接叶的手段,当然是夸大得不成样了。那篇文章用着卑鄙而激烈的语调把大公爵和宫廷骂得淋漓尽致。某些细节明明只有克利斯朵夫知道,很可以令人疑心通篇是他的手笔。
  这一个新的打击可是中了克利斯朵夫的要害。他一边念一边直淌冷汗,念完之后简直吓昏了。他想跑到报馆去;但母亲怕他闯祸,——而这也不无理由,——把他拦住了。他自己也怕;觉得要是去了,说不定又会闹出什么傻事来;于是他待在家里,——做了另外一件傻事。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痛责记者的行为,否认那篇文章里的事实,表示跟他们的一党决绝了。这篇更正并没登出来。克利斯朵夫再写信去,一定要他们披露他的信。人家把他发表谈话那晚的第一封信抄了一份副本寄给他,问他要不要把这封信一启发表。他这才觉得给他们拿住了。以后他不幸在街上又碰见那位冒失的记者,少不得把他当面骂一顿。于是第二天报上又登出一篇短文,说那些宫廷里的奴才,即使被主子撵走了还是脱不了奴性;再加上几句影射最近那件事的话,使大家都明白是指的克利斯朵夫。
  赶到谁都知道克利斯朵夫连一个后台也没有了的时候,他立刻发觉自己的敌人多得出乎意料之外。凡是被他直接间接中伤过的人,不问是个人受到批评的,或是思想与识见受到指摘的,都马上对他反攻,加倍的报复。至于一般的群众,当初克利斯朵夫振臂疾呼,想把他们从麻痹状态中唤醒过来的人,现在看着这个想改造舆论,惊扰正人君子的好梦的狂妄的青年受到教训,也不禁暗暗称快,克利斯朵夫掉在水里了。每个人都拚命把他的头撑在水底下。
  他们并不是一起动手的。先由一个人来试探虚实,看见克利斯朵夫不还手就加紧攻势。然后别的人跟着上前,然后大队人马蜂拥而来。有些人把这种事看作有趣的玩艺儿,好似小狗喜欢在漂亮地方放弃:那都是些外行的新闻记者,好比游击队,因为一无所知,只把胜利的人捧一阵,把失败的骂一顿,教人忘掉克利斯朵夫。另外一批却搬出他们的原则来作猛烈的攻击。只要一经他们的手,世界上就可以变得寸草不留:那是真正的批评界,制人死命的批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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