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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毕赛尔诗歌》为伏尔泰所作讽刺圣女贞德的长诗,纯粹是反宗教的,曾风行一时。
②亚利安族被认为纯血种的白种民族,源出中亚细亚,经由印度而移殖欧洲,征服土著,并与土著混合。至纯种亚利安族究由现代何种民族代表,言人人殊,或谓日耳曼族,或谓拉丁族。塞米气息系指塞米族的性格。塞米族指今之阿拉伯人,叙利亚人,犹太人。
③高皮诺伯爵(1816—1882)为法国外交家兼文学家,著有《种族不平等论》一书,认为亚利安族为最优秀的人种;而最纯粹的亚利安种在今日为日耳曼人(但并非德国人,因德国人已与高卢族及斯拉夫族混血),即住居英、比及法国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淡色头发,脑壳长度大于宽度四分之一的人。此项学说被德国学者利用,并转指德国人为纯种亚利安人,作为大日耳曼主义之根据。尼采与瓦格纳等的主张,皆与高皮诺的学说有关。
④典出法国拉伯雷名著《巨人传》:巴奴越受羊贩邓特诺诟辱,乃购其一羊驱之入海,群羊见之均凭而效尤,纷纷投海,卒至羊贩邓特诺于抢救时亦溺死海中。今以巴奴越绵羊喻盲从之群众。
克利斯朵夫对这两个人物原来不会怎么钦佩的。但他们是交际场中的人物,和蔼可亲,相当博学;而洛贝只要谈到音乐以外的问题也不无趣味。再加他是个糊涂虫,而克利斯朵夫就不讨厌糊涂虫:觉得他们不象明白人那么庸俗可厌。他还不知天下最可厌的莫过于说废话的人,也不知在大家误称为"怪物"的人身上,所谓特色比其余的人更少。因为这些“怪物"其实在只是疯子,他们的思想已经退化到跟钟表的动作相仿。
葛林和洛贝为了笼络克利斯朵夫,对他非常敬重。葛林写了篇文章把他恭维了一阵;洛贝指挥他作品的时候完全听从他的吩咐。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为感动。不幸这些殷勤的效果给那般献殷勤的人的不聪明完全糟蹋了。他不可能因为人家佩服他而对他们发生幻象。他很苛求;别人佩服他的地方倘使跟他的真面目相反,他就不容许;凡是把他认识错了而做他朋友的,他差不多会认为仇敌。所以他极不满意葛林拿他当做瓦格纳的信徒,在他的《歌》和瓦格纳的《四部曲》中找共同点,——实际是除了一部分音阶相同以外根本渺不相关。而听到自己的作品给排在一个瓦格纳学者的无聊的仿制品旁边,——两头又放着永远少不了的瓦格纳的两件大作,他也并不愉快。
不用多少时候他就觉得在这个小党派里头透不过气来。这又是一个学院,跟那些老的学院一样窄,而且因为它在艺术上是个新生儿,所以气量更小。克利斯朵夫对于艺术形式或思想形式的绝对价值,开始怀疑了。至此为止,他以为伟大的思想到一处就有一处光明,而今他发觉思想尽管变迁,人还是一样:而且归根结蒂,主要还在于人:有怎么样的人,就有怎么样的思想。假如他们生来是庸俗的,奴性的,那末便是天才也会经由他们的灵魂而变得庸俗,奴性;而英雄扭断铁索时的解放的呼声,也等于替以后的几代签下了卖身契。——克利斯朵夫忍不住把这种意思说出来。他痛诋艺术上的拜物教,说什么偶像,什么古典的大师,都用不着;只有瞧不起瓦格纳,敢把他踩在脚下,扬着脸前进,永远看着前面不看后面的人,敢让应该死的死而跟人生保持密切关系的人,才配叫做瓦格纳思想的承继者。葛林的胡说乱道惹恼了克利斯朵夫。他挑出瓦格纳作品里的错误或可笑的地方。瓦格纳的信徒们免不了说这是他妒忌他们的上帝,而且是荒唐可笑的妒忌。至于克利斯朵夫,他相信那些在瓦格纳死后拚命崇拜瓦格纳的人,一定就是在他生前想把他扼杀的人:这可冤枉他们了。象葛林与洛贝一流的人,也有受着灵光照耀的时间;二十年前他们也站在前锋,然后象多数的人一样留在那儿不动了。人的力量太薄弱了,上山只爬了第一段就不济事而停住了,唯有极少数的人才有充分的气力继续趱奔。
克利斯朵夫的态度使那些新朋友很快的跟他疏远了。他们的好感是桩交易:要他们站在他一起,必须他站在他们一起;而克利斯朵夫显而易见连一点成见都不肯抛弃:他不愿意加入他们的一党。人家就对他冷淡了。他所不愿意送给大小神明的谀辞,人家也不愿意送给他了。他的作品不象从前那样受到欢迎;有人还抗议他的名字在节目单上出现得太多。大家在背后嘲笑他,批评的话也多起来了,葛林和洛贝的不加阻止,似乎表示赞成他们的意见。可是会里的人还不想跟克利斯朵夫决裂:第一因为莱茵河畔的民族喜欢骑墙派的作风,喜欢用不了了之的办法使不上不下的局面尽拖下去;第二因为大家还希望克利斯朵夫就范,即使不能被说服,至少可能因疲劳而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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