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

作者:罗曼·罗兰


  “嗯,今儿弹得不坏罢?”
  或者是亲热的暗示,例如:
  “哦,我们的小克利斯朵夫回来了,一定有些新闻讲给我们听了。”
  再不然便用一句巧妙的恭维话捧捧他:
  “公子在上,我们这厢有礼了!”
  可是克利斯朵夫沉着脸,心绪恶劣,冷冷的回答了一声
  “您好",就去坐在一旁生气。老人家继续问下去,提到些比较实际的事,孩子的回答只有唯唯否否。家里别的人也**来问长问短:克利斯朵夫可愈来愈拧着眉头,一字一句差不多全得从他嘴里硬逼出来,终于约翰·米希尔发脾气了,说出难听的话。克利斯朵夫也不大客气的顶回去,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老人砰的一声带上了门,走了。这些可怜虫所有的乐趣都给克利斯朵夫破坏了,而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他恶劣的心绪。他们奴颜屈膝的精神,可并非他们的过失!他们根本没想到另有一套做人的方法。
  于是克利斯朵夫变得深藏了;虽然对家人不下什么判断,他总觉得自己跟他们隔着一道鸿沟。当然,他也夸张这种隔膜的情形;因为即使思想不同,要是他能推心置腹的跟他们谈一谈,他们也不见得不了解他。然而父母与子女之间要能彻底的推心置腹,哪怕彼此都十二分的相亲相爱,也极不容易办到:因为一方面,尊敬的心理使孩子不敢把胸臆完全吐露;另一方面,有自恃年长与富有经验那种错误的观念从中作梗,使父母轻视儿童的心情,殊不知他们的心情有时和成人的一样值得注意,而且差不多永远比成人的更真。
  克利斯朵夫在家里看到的客人,听到的谈话,使他和家人隔离得更远了。
  上他们家来的有曼希沃的朋友,多数是乐队里的乐师,喜欢喝酒的单身汉,并不是坏人,但俗不可耐;他们的笑声和脚声使屋子都为之震动。他们爱好音乐,但议论音乐时的胡说八道的确令人品恼。孩子的感情是含蓄的,那些大人兴高采烈的恶俗的表现把他伤害了。遇到他们用这种态度来称赞他心爱的乐曲,他仿佛连自己也受了侮辱,便浑身发僵,脸都气白了,装出一副冰冷的神气,好似对音乐全无兴趣;要是可能,他竟要恨音乐了。曼希沃说他:
  “这家伙没有心肝,没有感觉。不知他这种性格象谁。”
  有时他们一起唱着四部合唱的日耳曼歌,和声极平板,速度极慢,又笨重,又一本正经,跟那些唱的人一样。克利斯朵夫便躲在最远的一间房里对着墙壁咒骂。
  祖父也有他的朋友:管风琴师,地毯匠,钟表匠,低音提琴手,全是些多嘴的老头儿,永远说着同样的笑话,无休无歇的讨论艺术,政治,或是当地世家的家谱,——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所讲的题目,只要能说话,能找到说话的对手就高兴了。
  至于鲁意莎,她只跟几个邻居的妇女来往,听些街坊上的闲言闲语;每隔相当时候,也有些"好心的太太",说是关切她,跑来约她在下次宴会中帮忙,同时还越俎代庖,过问孩子们的宗教教育。
  所有的客人中,克利斯朵夫最讨厌丹奥陶伯伯。他是约翰·米希尔前妻克拉拉祖母的前夫之子,跟人家合开一个做非洲与远东贸易的商号。他可以说是新派德国人中的一个典型:一方面对民族古老的理想主义冷嘲热讽的表示唾弃,一方面因为国家打了胜仗,特别崇拜强权与成功,而那种崇拜,正显出他们是暴发户,最近才领略到强权与成功的滋味。但要改换上百年的民族性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所以被压制的理想主义,随时会在言语,举动,道德习惯,和日常生活中动不动引用歌德的名句等等上面流露出来。那真是良心与利害观念很古怪的混合起,也是一种很古怪的努力,想把旧时德国中产阶级的道德,和新式商人的不顾廉耻加以调和:这种混合,老带着不可向迩的虚伪的气息,因为它结果把德国的强权,贪心,利益,作为一切权利,一切正义,一切真理的象征。
  克利斯朵夫耿直的天性受不了这一套。他不能判断伯父是否有理;可是他瞧不其他,觉得他是敌人。祖父也不喜欢那种观念,反对那些理论;但他要不了三言两语就被驳倒了,因为丹奥陶口齿伶俐,老人品度宽宏的天真,在他嘴里马上会变得幼稚可笑。结果约翰·米希尔也对自己的好心肠引以为羞了;甚至为表示他并不象人们所想的那么落伍,也学着丹奥陶的口吻,但他说来总不是味儿,连自己都觉得别扭。可是不管他心里怎么想,丹奥陶毕竟威风得很;而老人对一个在实际事务上能干的人素来很尊敬,尤其因为自己绝对没有这等才具,所以更羡慕不止。他巴望孙儿之中也有一个能爬到那种地位。曼希沃也有这意思,决心要洛陶夫走伯父的路。因此全家都奉承这位有钱的亲戚,希望他将来帮忙。他知道人家少不了他,便借此机会大模大样的摆架子:什么都得过问,什么都要批评,毫不隐瞒他轻视艺术和艺术家的心理,甚至故意摆在脸上,羞辱那些当乐师的亲戚。他嘴里肆无忌惮的刻薄他们,他们居然厚着脸跟着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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