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最近，她又一次进入了他的大脑。一天早晨，她和往常一样取牛奶回家时，站在门道里，怀里揣着一只用她的红头巾包着的乌鸦，那样子就象吉普赛人抱着自己的小孩。他总忘不了：就在她的脸旁，乌鸦极为哀怨地嘴向上翘着。
她发现有人用象哥萨克活埋俘虏一样的方式把乌鸦埋了半截。“是孩子们于的。”她的话不光是陈述事实，还流露出一种意料不到的对人们总的深恶痛绝。这使他想起不久前她对他讲的话来：“我开始感谢你了，你没想要孩子。”
随后，她向他抱怨，说有个男人老在她工作时找麻烦，还抓住她脖子上廉价的项链，说她只有靠额外的卖淫收入才买得起那东西。她对此极为心烦意乱。也许过分认真了，托马斯想。他突然觉得难过，近两年来他能见到她的时候是何其少，他几乎没有机会握住她的手使之停止颤抖。
他第二天早晨去于活，脑子里还牵挂着特丽莎。给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文人说，一位私人顾主坚持点名让托马斯去。托马斯不想去，担心又是另外某个女人，此刻他的心让特丽莎完全占据着，没有冒险的兴致。
打开门”他松了一口气。面前是一位高个头、背有点驼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乎有些面熟。
“请进。”那人笑着把他让进屋。
还有个青年人站在那里，脸色红亮，望着托马斯试图笑一笑。
“我想，没有必要让我给你们两位作什么介绍吧。”那男人说。
“当然，”托马斯仍然笑着，把手伸向那年轻人。这是他的儿子。
接下来，只等着大下巴的人介绍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面熟！”托马斯说，“对了，现在对上号了。就是那名字。”
他们在一张小会议桌一般的桌子旁边坐下来，托马斯意识到对面的两个男人都是自己过失的产物，他的第一个妻子迫使他养下了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审讯时，对这位老者的尊容作过描绘。
为了理清思绪，他说：“好了，你们要我先洗哪个窗户？”
那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很明显，事情与窗户无关。他们不是叫他来洗窗户的，只是设了个骗他来的圈套。他从没与儿子谈过话，这还是第一次与他握手。他只是熟悉儿子的面容却无意了解其它。他所关心的是，他对儿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愿双方都这么想。
“好画，不是吗？”那编辑指着托马斯对面墙上一幅镶框的大宣传画说。
托马斯这才扫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着有趣的画，大多数是照片和宣传画。编辑挑出的那张曾经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闭他们报纸前的最后一期上。那张画模仿了1918年苏联国内战争征兵时的一张著名宣传画，画上有一个士兵，帽子上戴着红五星用分外严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着你，将食指指向你。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入了红军吗？”取而代之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在两千宇宣言上签了名吗？”
真是个绝妙的玩笑。“两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个光荣的宣言，呼吁着当局的激进民主化。开始只有一些知识分子签名，后来其他人也出来要求签名，最后签名的人太多，就没法统计人数了。红军侵占他们国土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运动，每个公民都回答一个问题：‘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承认自己签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
“是张好画，”托马斯说，“我记得很牢”。
“但愿那位红军没有在听我们的话。”编辑笑着说。
然后，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继续说：“尽管我们认真对付，但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们不能绝对地确认警察在偷听我们，有可能而已。如果请你到我那里去，就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换了一种开玩笑的语调：“可照我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后对捷克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知道会带来多少好处哩。捷克所有知识分子的所有活动，都在警察局的档案夹中记录在案！你知道那些史传文学家们：象伏尔泰、巴尔扎克，或者托尔斯泰，他们要费多大的劲去重新构想人们性生活的细节吗？捷克作家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切都记在录音带上，包括每一声最后的叹息。”
他转向墙中那想象的麦克风，用洪亮的声音说：“先生们，象以前一样，我想借此机会鼓励你们努力工作，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向你们表示感谢。”
他们三个人一场好笑，编辑又讲了他们报纸怎么被查禁的经过，讲了那位设计这张宣传画的画家现在在于什么，还有其他捷克画家、哲学家以及作家们的处境。入侵之后，他们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户擦洗工，停车场看守员，守夜的，公共楼宅烧锅炉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门路——出租车司机。
编辑说得满有风趣，但托马斯还是想着自己的儿子，不能集中精力听。他记得最近两个月内他老在街上从自己身边走道。显然，这些相遇并非偶然。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竟会和一位受迫害的编辑在一起。托马斯的前妻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托马斯自然会设想他儿子是在她的影响之下。他对儿子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儿子他与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他觉得当着第三者的面这样问不够得体。
最后，编辑讲到问题的关键了。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便无缘无故地被送进了监狱，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定要做点什么。”
“你们究竟要做什么？”托马斯问。
他的儿子替对方回答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儿于说话，惊奇地注意到他说话结结巴巴。
“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他说，“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有几个，处境险恶。我们，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签名。这些人物，还算得上，什么的。”
不，事实上这还不只是结结巴巴，比口吃更严重。他越讲越慢，无论有意与否，发每个字音都用重读，或者用最强音。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这一点，两额还未恢复到原有的苍白，又涨得绯红。
“你们叫我来，让我参谋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选吗？”托马斯问。
“不，”编辑笑了，“不是要你参谋，我们要你签名！”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是个医生。他表示推辞，仅仅是出于谦让：“等等，光凭他们把我踢出来，并不能说明我是个著名医生呵！”
“你为我们报纸写过稿，我们是不会忘记的。”编辑又朝托马斯微笑。
“是的。”托马斯的儿子欣然地叹了一口气，托马斯可能没有察觉。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会帮助你们的政治犯。让那些与当局没有冲突过的人签名，也许会好一些。那些人起码对当权者们还有些影响。是不是？”
编辑笑了；“当然是这样。”
托马斯的儿子也笑了，是一种谙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难的，是他们绝不会签名！”
“这倒不是说，我们不去跟他们周旋，或者说我心肠好得怕他们难堪，”他笑了，“你该听听他们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
托马斯的儿子笑着表示赞成。
“当然，他们开始都表示同意我们，完全站在这一边。”编辑继续说，“他们说，只是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们对签名怕得要命，不签呢，又担心我们瞧不起。”
托马斯的儿子和编辑一起笑了。
编辑交给托马斯一张纸，上面短短几行，用一种较为客气的方式，呼吁共和国主席赦免所有的政治犯。
托马斯飞快地运转着思绪。赦免政治犯？就靠这些被当局抛弃了的人（他们自己就是潜在的政治犯）对主席提出要求？即便当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计划，这样的请愿书，唯一结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
他儿子打断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别清楚。”
不错，不错，托马斯想，可那与政治犯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麦子与麦壳也好，这不是一码事。
“骑墙吗？”编辑问。
是的，他是在骑墙观望，只是不敢这么说。墙上有一幅画，士兵威胁地指着他说：“你对参加红军犹豫不决吗？”或者说：“你还没有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吗？”或者说：“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吗？”或者说：“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请愿书上签名吗？！”不论这个士兵怎么说，反正是在威胁。
编辑刚刚已经说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却又提出千万条理由来反对在请愿书上签名。在他看来，他们的理由只是许许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烟幕弹。那托乌斯还能说什么呢？
他终于用笑声打破了沉默，指着墙上的宣传画：“有这个当兵的逼我，问我签还是不签，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于是，三个人又笑了一阵。
“好了，”托马斯笑过以后说，“我想想吧，过几天我们还能碰碰头吗？”
“什么时候都可以，”编辑说，“不幸的是，请愿书等不了，我们打算明天就将它递交主席。”
“明天？”托马斯突然想起那位递给他声明书的胖警察，与这位大下巴编辑没什么两样，人们都是试图让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
“没有什么要想的。”儿子的话虽然咄咄逼人，语调却近乎祈求。现在，他们双双对视着，托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贯注时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翘起，这正是自己平常从镜子里看胡须是否刮干净了时，在自己脸上看到的一种表情。从其他人脸上发现这一点，使他感到不安。
当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过孩子的童年时，他们会慢慢习惯这种相似性，他们会觉得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们中断这种相似以后再回头想到这些，或者还会觉得有趣。但托马斯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与儿子谈话！他还不习惯与自己这张不相称的嘴巴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试想你有一条断臂移植在别人身上，试想那人就坐在你对面，用你的手臂冲着你打手势，你一定会死死盯着那手臂如同见了魔鬼。即使那是你自己的、心爱的手臂，它接触你的可能想必会使你魂飞魄散！
“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边吗？”他儿子补充说。托马斯突然明白了，他们所演的这一幕中，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与儿子的关系。他签字，他们的命运就联系在一起了，托马斯多多少少得尽责地与他友好；不签字呢，他们的关系就会象以前一样不存在。不取决于儿子的意志也不取决于他的意志，儿子会因为他的懦弱而拒绝承认他。他处在一种棋场败局的境地，—无法回避对方的将军，将被迫放弃这一局。他签与不签都没有丝毫区别。这对他的生活或者对那些政治犯们，都不能改变什么。
“拿来吧。”他接过那张纸。
14
似乎是要报偿他的决定，编辑说：“你写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
儿子把笔递给他，又加上一句：“有些思想，象炸弹一样有力。”
编辑的赞许使他高兴，但儿于的比喻使他感到不自然而且不适当：“不幸得很，受害者就我一个，”他说，“多亏了这些思想，我再也不能给我的病人做手术了。”
话语听起来很冷，甚至含有敌意。
编辑显然是希望缓和这种不协调的语气，带有歉意地说：“可是，想想吧，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
从孩童时代起，托马斯就把“拯救”这个词与一样东西相联系，只与这一样东西相联系：医药。文章如何能够救人？这两个人极力要使他接受的，就是要把他整个一生归结为单是一个关于俄狄浦斯的小小观点，甚至归结得更少一些：冲著当局吐一个简单的字，“不！”
“也许它救了人，也许它没有，”他说（声音仍是冷冷的，虽然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但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我救过几条命。”
又沉默了下来。托马斯的儿子打破沉默：“思想，也能拯救性命。”
托马斯从孩子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嘴，心想，看着自己的嘴结结巴巴是多么奇怪。
“你知道，你写得最好的，是什么吗？”孩子继续说，而托马斯只能看到他说话付出的努力。“你对妥协的拒绝，你那些，我们都已开始失去了的，善恶分明。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内疚意昧着什么。杀人犯的借口，是母亲不爱他们。可是，你突然出来说：没有什么借口。没有人的灵魂和良心，比俄狄浦斯，更纯洁，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自己惩罚了自已。”
托马斯把视线从儿子的嘴上拉开，努力想投向那编辑。他有些恼怒了，象是跟他们争辩起来：“但这统统是误解！善恶的分野彻底给搞混了。我也不是存心要惩罚什么人。惩罚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而俄狄浦斯的神话是美的，但把它弄成这个样……”他有很多话要说，但突然记起这地方也许安装了窃听器。他没有丝毫野心要让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来广征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寻章摘句。这不正是他们要从他这儿得到的么？不正是对那篇文章的谴责吗？他不愿意把这一思想从自己嘴里喂给他们。除此之外，他还知道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时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广播。他闭了嘴。
“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你改变了主意。”编辑说。
“我想知道的是，原先是什么东西使我写了个东西。”托马斯马上想起来了：她象一个放在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床边。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书，追随那些罗慕路斯、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现在，她又与他在一起了，他看见她用红头巾把乌鸦包起来拥在**。她的幻象使他平静下来，似乎在告诉他，特丽莎还活着，与他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其他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这回是编辑打破了沉默：“我懂了。我毕竟也不喜欢那种惩罚观念。”他笑着补充，“我们不是为了惩罚而呼吁惩罚，是要用惩罚来消灭惩罚。”
“我知道。”托马斯说。几秒钟之后，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却是完全、绝对毫无用处的事（因为这不能帮助政治犯），还是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因为这是那两个人压着他干的）。
“签字是你的责任。”他儿于几乎是在恳求。
责任？他儿子向他提起责任？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再一次，特丽莎的幻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记起特丽莎用手臂抱着那只乌鸦，记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引，记起她的手又开始颤抖。她老了，她是他的一切。她，六个偶然性的产物；她，那位主治大夫坐骨神经痛带来的果实；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对立面——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
为什么竟然去想什么签还是不签？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就是不能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托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丽莎幸福。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点。但如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名，可以确信，密探们会更多地去光顾她，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更加厉害。
“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他说。
他知道，他的话是不能被理解的，但能使他玩味无穷。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毫无预料的陶醉之感向他袭来。当年他严肃地向妻子宣布再不希望见到她和儿子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阔醉。他送掉那封意昧着断送自己医学事业的文章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陶醉。他不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对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对不起，”他说，“我不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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