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郊区的一切都笼罩着这种撤退和匆促疏散的紧张气氛时，靠近城中心的地方，一切倒比较平静下来，似乎比较正常了。街上的职员的队伍和携儿带女的逃难的人们，都已经散去。各个机关的入口处或者院子里，都停着一排排的马车和卡车。有一批刚够办事的人手，在把装着机关财产的木箱和塞满文件的麻袋装到车上。他们在低声谈话，好像故意只谈他们所做的事。从敞开的门窗里传出锤子的敲击声，有时还有打字机的嗒嗒声。办事认真的事务主任们在做最后的财物清单：哪些需要运走，哪些可以不要。要不是远处隆隆的炮轰和震撼大地的爆炸，人们可能以为，这些机关只是从旧址迁往新居呢。
在城中心的高地上，屹立着一座新的、两侧展开的单层大厦，大厦正面遍植幼树。离开城市的人们，无论从哪里都可以看到这座建筑物。这里是区委会和区执行委员会，从去年秋天起，布尔什维克党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委会也在里面办公。
各机关和各企业的代表们不断地走进这座建筑物的大门，又几乎像奔跑似地出来。从敞开的窗口传出不停的电话铃声和对着话筒答复的、有时故意抑制、有时又过分大声的指示。有几辆民用的和军用的小汽车，排成半圆形停在总入口处旁边。最后面的是一辆满是尘土的军用吉普车。它后座上的两个穿着褪了色的军便服的军人——一个没有刮过脸的少校和一个魁梧的年轻中士——不时探出头来张望。在所有的司机们以及这两个军人的脸上和姿态中，都有一种难以觉察的共同的神情：他们在等待着。
这时，在大厦右侧一个大房间里展开的那个场面，以它内在的力量来讲，是足以使古代的大悲剧黯然失色的，如果它的外表不是这样平淡无奇的话。应当立即离开的州和区的领导人，在和要留下的领导人告别。这些留下的人现在要完成疏散工作，等德国人来了之后，他们就要销声匿迹，融化在群众中间，转入地下工作。
除了共同经历的患难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能够使人们这样接近起来。
整个战争时期，从第一天到现在，对这些人说来，已经连成一个紧张得非人力所能忍受的、连续不断的劳动日，只有久经锻炼的、最坚强的性格才能经受得住这样的紧张。
他们把所有最年轻、最强壮的人献给前线。他们把可能遭到掠夺或破坏的最大的企业：几千台车床，几万个工人和几十万家属，运送到东方。但是像变魔术似的，他们马上又找到了新的车床和新的工人，使空阒的矿井和厂房又有了新的生命。
他们使工厂和所有的人们保持着一种时刻准备着的状态，以便一旦需要又可以行动起来，全部迁往东方。同时他们还不停地执行着这样一些职责，假如不这样做，苏维埃国家人民的生活就无法想象：他们供给人们吃，穿，教育儿童，治疗病人，培养出新的工程师、教师、农艺师，维持食堂、商店、戏院、俱乐部、体育馆、澡堂、洗衣房、理发店、民警队和消防队。
他们在全部战争的日子里始终如一地工作着。他们忘记了他们可能有个人的生活：他们的家属都在东方。他们吃、住、睡觉都不在家里，而是在机关和企业里，——不论日夜什么时候都可以在他们的岗位上找到他们。
顿巴斯的土地一片跟着一片地失陷，但是他们越发紧张地在剩下来的土地上工作。他们极度紧张地在顿巴斯最后一部分土地上工作，因为这是最后一部分了。但是直到最后，他们还使人们保持着这种巨大的干劲，来担负起战争压在人民肩上的一切。如果从别人身上已经挤不出精力，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地从自己的精力和体力中挤。谁也说不出，他们的精力的限度究竟在哪里，因为它们是没有限度的。
最后，连顿巴斯的这一片土地也要放弃的时候来到了。这一次，在几天之中，他们又运走了几千台车床、几万人和几十万吨贵重物品。现在，到了最后一刻，连他们自己也都非走不可了。
他们站在克拉斯诺顿区党委书记的大办公室里，紧紧地挨在一起。长会议桌上的红毡已经拿掉。他们面对面站着，说笑着，互相拍着肩膀，总下不了决心说出告别的话。要离开的人们心头十分沉重、烦乱和痛苦，仿佛有乌鸦在抓他们的心。
州委干部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普罗庆柯，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人的中心。早在去年秋天，全州初次面临被占领的威胁的时候，他就被选**做地下工作。可是当时事情自然而然地搁下来了。
普罗庆柯是个三十五岁的男子，身材矮小、匀称、灵活。他的两鬓微秃，日见稀疏的亚麻色头发向后梳着，红润的脸以前总刮得干干净净，现在却长着深色的柔毛，这已经不是胡茬，但是还没有长成胡子。这是他在两星期之前开始留的，那时根据前线战事的进程，他明白做地下工作是在所不免的了。
他怀着敬意在和他面前的一个军服上没有级别标志的高个子中年人亲切地握手。那人的脸瘦削、刚毅、满是细皱纹——长期过度辛劳的痕迹；他脸上特别显著的是真正的大领导人所特有的那种泰然自若、朴质而又威严的神情，这种神情是由于对世界形势知识丰富、了解深刻而出现的。
这个人是新近建立的乌克兰游击队司令部领导人之一，昨天才到克拉斯诺顿来建立州游击队和正规军之间的协同动作的。
那时候，还没有料到会撤退得这么远，还希望能挡住敌人，至少能把他们挡在顿涅茨河下游和顿河下游一带。根据游击队司令部的命令，普罗庆柯应当在他即将作为基地的游击队和调来卡缅斯克区支援我军在北顿涅茨河的掩护部队的一个师中间，建立联系。这个师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的战斗中损失惨重，马上就要到达克拉斯诺顿，师长是昨天同游击队司令部以及南方方面军政治部的代表们一起到来的。师长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将军，他也站在这里，等着跟普罗庆柯告别。
普罗庆柯握着游击队领导人的手——游击队领导人平时也是他的领导，常到他家里串门，跟他的妻子也很熟——对他说：
“谢谢您的帮助和教导，再一次谢谢您，安德烈·叶费莫维奇。请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①转致我们游击队的谢意。如果您有机会去总司令部，请告诉他们，就说现在在我们伏罗希洛夫格勒总算也建立了游击队……如果您的运气好，能见到总司令斯大林同志，就请告诉他，我们一定会光荣地完成自己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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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赫鲁晓夫（1894—1971）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曾先后任西南及乌克兰几个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
普罗庆柯说的是俄语，但有时不自觉地夹着乌克兰乡音。
“如果你们完成了，即使我们不说，他们也会听到的。至于你们一定会完成，那我是毫不怀疑的。”安德烈·叶费莫维奇露出刚毅的微笑说，他满脸的皱纹都放着光。他忽然转过身来对围着普罗庆柯的人们说：“普罗庆柯这家伙真鬼：还没有开始作战，已经在试探，能不能从总司令部得到供应！”
大家都笑起来，只有将军没有笑，在全部谈话时间他都站在那里，坚强**的脸上始终带着严峻的、忧心忡忡的神情。
在普罗庆柯的明朗的蓝眼睛里闪露出狡猾的神气，眼睛开始闪闪发光，不过不是两只同时发光，而是有先后，仿佛有一颗顽皮的小火星独脚跳着，从一只眼睛里跳进另外一只眼睛里面。
“我自己的供应有的是，”他说，“要是用完了，我们就像那个老柯夫派克①一样，没有军需机关也活得下去：从敌人那里拿来的，就是我们的……不过，要是给我们添拨点什么……”普罗庆柯把双手一摊，大伙又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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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柯夫派克（1887—1967），苏联苏姆斯克游击队司令员，少将，卫国战争时期曾五次在敌后袭击敌人。
“请向方面军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转致我们最大的谢意，他们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普罗庆柯握着一个团政委衔的中年军人的手，说道。“至于你们，小伙子们……我真不知道对你们说什么才好，我只能好好地吻吻你们……”普罗庆柯感情激动地挨个儿拥抱并且**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年轻小伙子们。
他是一个细心的人，他懂得在任何工作中都不能让一个工作人员感到委屈，不管这个工作人员的职位大小，只要他在工作中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就这样向帮助他组织游击队和地下工作网的每一个机构和每一个人表示了谢意。他怀着沉痛的心情依依不舍地跟州委的同志们告别。在几个月如一日逝去的战争期间，友谊和命运已经把他们牢牢地拴在一起了。
他眼睛潮润地离开了朋友们，又四下看了一遍，有没有漏掉什么人。这时个子敦实的将军默默地把整个**迅速有力地迎向普罗庆柯，同时向他伸出手来。在将军的普通俄罗斯人的脸上，突然显露出天真的表情。
“谢谢，谢谢您，”普罗庆柯感情流露地说。“麻烦您还亲自来。现在我们好像是拴在一根绳子上了……”说着，他握了握将军的结实的手。
将军脸上的天真的表情霎时间消失了。他那戴着制帽的圆圆的大头做了一个不满的、甚至像是气愤的动作。他的聪明的小眼睛又带着原来的严峻的神气望着普罗庆柯。他似乎有非常重要的话要说，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
决定性的一刹那到了。
“你自己要小心。”安德烈·叶费莫维奇说的时候脸色改变，他拥抱了普罗庆柯。
大家重又跟普罗庆柯、他的助手以及留下来的工作人员们告别，然后脸上似乎带着歉意一个一个地走出办公室。只有将军出去的时候是高昂着头，迈着和平时一样轻快迅速的步子，以他那样的胖子来说，这样的步伐是出人意料的。普罗庆柯没有去送他们，他只听到街上的汽车呜呜地响起来。
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一直不停，普罗庆柯的助手放下这个听筒又拿起那一个，请他们过一会儿再打来。普罗庆柯刚跟最后离开的人告别，助手马上就递给他一个听筒。
“面包厂打来的……已经打来过上十次了……”
普罗庆柯拿起听筒，在桌角坐下，马上就和刚才跟同志们告别时一会儿态度亲切、真情流露，一会儿调皮快活的样子判若两人了。在他拿听筒的姿势里，在他的面部表情和语调里，都显露出沉着和威严。
“你别胡扯，你听我说，”他说，听筒里的声音马上就停了，“我对你说过运输工具要来，它自然会来。市贸易公司会来取你的面包，预备给市民们在路上做干粮。销毁这许多面包是犯罪行为。你烘了一夜的面包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看是你自己在着急。等我叫你着急的时候你再急。明白吗？”普罗庆柯挂上听筒，又取下一只铃声尖锐发抖的听筒。
在面对新一号井的打开的窗口，可以看见离城的部队、卡车以及疏散的居民队伍在移动。从这里的小山上看出去，几乎像看地图一样，移动基本上分为三股：主流往南，向新切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移动，较小的一股往东南，向李哈雅移动，最小的一股是向东，向卡缅斯克移动。刚刚离开区委会大厦的那些汽车，也鱼贯地往新切尔卡斯克开去。只有将军的满布尘土的吉普车，是穿过拥挤的街道，向着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那面开去。
这时，要回到师里去的将军的思想，已经远远离开了普罗庆柯。灼人的太阳斜照着他的脸。汽车、将军、司机以及后座上默不作声、没有刮胡子的少校和身材高大的中士，都在尘埃的包围之中。远处的炮轰声、公路上汽车的吼声、离城的人们的情景——这一切把这几个年龄和职位异常悬殊的军人的思想不由地都吸引到严峻的现实上来。
在和普罗庆柯告别的人们里面，只有身为军人的乌克兰游击队司令部的代表和将军，才懂得德军坦克部队占领米列罗沃以及他们向莫罗佐夫斯克（顿巴斯到斯大林格勒铁路线上的一个城市）挺进的意义。这表示，南方方面军已经和西南方方面军隔断，伏罗希洛夫格勒州以及罗斯托夫州的大部分和中央的联系被切断了，斯大林格勒同顿巴斯的交通也被切断了。
现在这个师的任务是尽可能长久地挡住从米列罗沃进犯南方的德军，使南方方面军的军队得以退到新切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而这就意味着，将军指挥的那个师在几天之后要么根本不再存在，要么陷入敌人的包围。被包围的想法是将军深恶痛绝的。但是将军又不愿意他的师不再存在。另一方面，他知道，他会百分之百地履行他的天职。所以现在他的全副精神都是用来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按年龄来说，将军并不是属于老一代的苏联军事将领，而是属于中间一代。这一代在国内战争时期或国内战争结束不久开始他们的道路时，都还是些十分年轻的、并不突出的人。
在他当普通士兵的时候，足迹走遍了现在他乘吉普车驶过的顿涅茨草原。他这个库尔斯克农民的儿子，十九岁的牧人，开始他的军人道路时，彼列科普之役①的不朽声誉已经轰动全国。他入伍是在肃清乌克兰马赫诺②匪帮的那个时期：这是与革命敌人大搏斗的最后微弱的余音。他曾在伏龙芝③的指挥下作战。在青年时代，他是一个出众的坚强的战士。他也是一个出众的聪明的战士。但是他的出众并不仅仅因为这个：坚强而聪明的人在人民中间并不罕见。他渐渐地、不知不觉地、甚至仿佛是缓慢地掌握了连政治指导员、营政委和团政委——全体政治部和军队党支部工作人员的无数的无名大军（愿这些人永垂不朽！）——教导给红军战士的一切。而且，他不单是理解他们的教诲，他还把这些教诲学透学通，牢牢铭记在心头。突然，他作为一个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的人在战友们中间得到了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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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彼列科普是联接克里木半岛和欧洲大陆的地峡。一九二○年，红军在伏龙芝领导下，在该地彻底击溃弗兰格尔匪帮。
②马赫诺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乌空兰无政府主义暴乱的头目，这个匪帮于一九二一年被红军消灭。
③伏龙芝（1885—1925），一九○四年参加共产党，十月革命后担任苏联党、政、军重要领导工作。
他以后的道路是简单的、一帆风顺的，就像他那一代任何一个军事将领的道路一样。
在伟大卫国战争中，他起初是团长。可是他已经有了伏龙芝陆军大学毕业、哈勒欣河之战①、“孟纳兴防线”突破战②的经历。以他这样的出身和年龄的人来说，这已经很多，可是这还远远不够哪！卫国战争使他成了一员统帅。他成长了，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断地受到培养。现在他是在大战的实践中受到培养，正像以前在军事学校、后来在陆军大学、再后来在两次小规模战争的实践中受到培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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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的哈勒欣河区。苏军曾与蒙军一起对日军作战。
②“孟纳兴防线”是芬兰在卡累利阿地峡修筑的军事防御工事，以当时芬兰元帅孟纳兴的名字命名。苏军在一九三九至四○年苏芬战争期间曾突破该防线。
撤退固然令人非常痛心，但是在战争进程中不断加强的这种意识到本身力量的新的感觉，却是使人惊奇的。我们的兵士比敌人的兵士强，这不仅是从精神上的优越性来说——这一点根本无法比较！——即使单纯从军事方面来说，也是如此。我们的指挥员不仅在政治觉悟方面，即使在所受的军事教育方面，在迅速接受新事物、广泛应用实际经验的能力方面，也是高得不可比拟。军队的技术装备并不比敌人差，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敌人好。创造这一切和指导这一切的军事思想来自伟大的历史经验，但同时它又是新的、大胆的，像产生它的革命一样，像这史无前例的苏维埃国家一样，像形成并实现这种思想的人们的天才一样——这种思想展开鹰隼般的双翅在空中翱翔。但是到头来仍旧不得不撤退。目前敌人在数量上、在突然袭击方面、在不受正常的良心定义限制的残酷性方面，占着优势，他们每一次都是靠孤注一掷来取胜，这时他们已经根本顾不到后备力量了。
像苏联的许多军事将领一样，将军很早就明白，与历来的战争比较起来，这次战争需要更多的人力与物力的后备。应当善于在战争的进程中创造人力与物力。更复杂的是如何运用这些人力与物力：要分配及时，调遣得当。敌人在莫斯科城下被击溃以及他们在南方的失败，不仅说明了我们的军事思想、我们的战士和我们的技术装备的优越——这些事实更多地说明了，人民和国家的伟大后备力量是掌握在节约的手里，是掌握在有本领、有能耐的手里。
但是，在对敌我双方的一切似乎都已经了解的时候，却又要在人民眼前进行撤退，这终究是可恼的，非常可恼的！
将军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在车子里一言不发。吉普车费力地穿过挤满正在疏散的居民的街道，刚开到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就有三架德国俯冲轰炸机差不多就在头顶上连续飞过，发动机发出吼叫似的声音。这些飞机来得是那么突然，因此将军以及陪同他的那个军官和中士都来不及跳出去，仍旧坐在车子里。战士和逃难的人们分为两股，像潮水似地退到公路两旁，——有的扑倒在沟渠里，有的靠着房屋的墙根或是紧贴着墙。
就在这一刹那，将军看见一个穿白上衣、梳两条乌黑的长辫子、身材苗条的姑娘，单身站在公路边上。好长一段公路上都是空的，只剩下这个姑娘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她带着无畏的、阴郁的神情，目送这些涂得花花绿绿的、张开的翅膀上画着黑十字的鸟儿在她头顶上疾飞而过，它们飞得非常低，好像扇起一阵风吹着了她。
将军喉咙里突然咯的一响，旅伴们都愕然望了望他。他好像觉得衣领太紧似的，愤愤地把圆圆的大头扭动了一下，后来就转过脸去，不忍再看公路上的这个单身姑娘。吉普车陡地转了弯，沿着公路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跳动着驰去——不是向卡缅斯克，而是向伏罗希洛夫格勒那个方向，将军的那一师人，就是刚刚从那里向克拉斯诺顿开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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