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家大女儿说，上世纪70年代我家从外地流浪到此地，那时候周围没有一幢房子，老父亲为什么选择这里？一是作为外乡人，选择了荒凉地段，没人干涉；二是周围无主荒山多，便于生计，当时全家人的谋生方式是烧砖瓦挣钱。上世纪末，全家人奋斗了20年，终于盖好了三层小楼，那时候我已经20岁了，第一次有自己的**房间，上到二楼，门窗都没有，家里钱用光了，家具什么也没有，因为空荡荡的，一说话就有很大回声。就是这样，记得搬新家那天，兴奋得一夜没睡觉。
王维和说，看来这三层楼小楼，就是你家的全部财产了，有没有办什么土地证之类的？
章琴回忆说，过了两年才办好土地证，记得当时按要求办理国土证，但是比较贵，就办了个便宜的集体土地证，就是这个证在后来的拆迁补偿中，他们就是不给我们高的补偿。
王维和问，那你们家靠什么维生的呢？
章琴说，母亲带着在家的孩子在路边摆摊，我们**后外出打工啊。
戴着眼镜的章家小女儿章红说，前两年来了个盛县长，给县里找来了资金，更关键是给县城定下了发展的路子：就是大力实施城市化战略，大搞城市经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主攻一些广场、滨河地带的区域建设，以此来带动县城的房地产发展，促进土地价格的上涨。这虽是好事，可就把我们家给坑苦了。
他这种策略在短时期内使湖光的房地产迅速地成为支柱行业，这也是我家所在的偏远地段能够跃升为黄金地段的原因。湖光县拆迁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反复对我们强调：“你家应该知足了，10年前你家是一钱不值，赔偿你几十万已经是很不错了。”
市拆迁办的龚俊接上说，我记得，当时盛县长给县城的干部提的口号是，一周要变成7天用，一天要变成24小时用，简言之就是5+2，白+黑，没休息时间，即使是部委办局的办事员不是有招商引资任务，就是安排负责挂钩拆迁工作。县委一位领导曾告诉我们，他甚至过年都在客商家度过，作为客商中的大头的房地产商尤其不敢得罪。
章琴继续说，房管局和拆迁办的同志的轮番上门，给我家的几项条件是：给三套安置房，邻近地区给一块田，全家11口人的低保，还有房子装修款的一点补偿。这些条件，明显的是欺负我家。安置房在哪里还看不见影子，而给的那块田，是一块水沟，做地基有很大问题，盖房会加大成本。我家所要求的，是在家对面的马路边上置换一块地，给他家重新盖房，因为紧挨自己家的加油站就是如此处理的。
但是在县政府拆迁办公室的人看来，这属于典型的无理取闹，他们说：“那里的土地怎么能随便给你们？加油站有别的条件，而且，别人是城镇户口。”所谓别的条件，据我们了解，就是加油站是顶着外商投资的名义去和政府谈判的，加油站老板的叔叔在台湾，加上他在本城还有别的企业，算是本城大户，不敢得罪罢了。
我家怎么能和这样的人家相比？这种观念在县里的人心目中普遍存在，唯独我家人不这么想，我们觉得，既然是拆迁，就得公平对待。
在县政府拆迁办的人看来，给我家的条件已经比先前邻近地区拆迁的人家丰厚多了，明补暗补都存在，像11个人的低保就是暗箱作，条件甚至已经到顶了。县里的人爱算账，一项项算给我们听，安置房值多少，那块地如果盖房值多少，包括偷偷给我家上的低保折算成多少，装修款又多给了多少，足足有100万元左右。他们愤愤不平地说：“可是你们还不知足。”
章琴继续说，为什么想在马路对面的空地上建房，我们也不想多占地，只要等面积换就可以了。附近地面值钱，全县人都知道，商铺价格是1平方米10000元，我们家光一楼面积就接近200平方米，按照道理，远超过政府给我们的补偿，这点账谁算不出来？
王维和说，看来，双方差距之大，一开始就不可能调和调解。
小女儿章红说，记得，自己反复和母亲谈过，他们真是强拆房也就算了，毕竟生命重要，再说父亲身体不好，弄出个什么来不划算。可是母亲不同意。强拆那天早上，母亲一大早准备买菜去，拆迁办主任匆匆来访，就是问母亲，如果强拆，你们打算怎么办？可是话还没说好，他就被住建局的电话叫走，事实上，那时候，我家已经在被控之中了。
大姐在家绣十字绣，母亲回家烧饭，我正拿蛋清做面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