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是有商税的，大明开国之初，经过元末的战乱之后，商业遭到严重的破坏，物质匮乏之极，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商业，宣布对大部分商户免税，征收商税很轻，三十比一的比例征收。
朱元璋出身贫民之家，目光见识所限，根本意识不到商业的重大价值。再加上中原经历了近百年的蒙古人荼毒之后，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为了迅速恢复乃至达到长治久安，朱元璋制定了很多独特的制度，给所有人都按上一个独有而不可改变的身份，把天下人分为军户、民户、匠户、灶户还有其他贱籍。士工农商，在其他朝代商人虽然地位最低，好歹也有籍贯，而在大明却根本没有商籍的存在。
没有商籍，收商税又从何谈起？所以大明大部分时间是不怎么收商税的，顶多在一些江河要道设立钞关，对过往的船只征收过路费。
直到万历年间，才重新征收商税，而商税收入在国库收入中也只占很小比例。
是商业不发达吗？非也，大明商业发达的很，从每年来往大明沿海的数以百计的海船便能够知晓。在江南家财百万的豪富之家数以百计，这些人的钱财从哪里来的？靠种田肯定不行，便是开设工坊从事贸易而来。
每年无数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其他各种货物通过海路走出国门，运往倭国马尼拉以及南洋诸岛。每年数以十计的海船远涉重洋绕过好望角到达欧洲。
而大明内部的商贸往来也非常频繁，松江的棉布行销全国，苏州的丝绸在北方大受欢迎，更不用说和口外蒙古人女真人做生意的山西商人了，每年都要把大量的货物运到长城以外。
徽州商帮、山西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苏州商帮、江西商帮，这些都是大明商贸繁荣所催生的按照籍贯组成的商人集团。
大明的贸易是如此的发达，然而朝廷却根本征收不到商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便是朱元璋制定的户籍政策。没有商籍，朝廷便没法光明正大的征收商税。没有商籍，但却不是没有商人，而现在的商人大都头上顶着秀才举人的功名，都有着进士高官的背景。所以说，明朝的商人根本就是士绅集团的一分子，没有士绅身份背景的商人，会被吃的渣都不剩。
而大明却是对士绅免税的，便是朝廷开办的钞关，对有着功名的读书人也不征收任何过关税。
所以这就造成了明明商业贸易繁荣，朝廷却根本收不到几个钱商税，朝廷任何试图征收商税的举动都会遭到官员们的一致抵制，被说成与民争利。所以万历帝被逼得只能绕过朝廷私下派出大量的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前往各地征收矿税商税。
整个万历一朝，便是皇帝和官员以及天下士绅斗法的一朝，而万历帝也被士林诬蔑为贪财的昏君。然而试想一下，若是没有万历的贪财，哪里会有三大征的胜利？崇祯倒是不贪财，可却弄得国库经常一贫如洗，边军将士缺粮少饷，以至于使得满鞑做大，以至于无力清剿国内的流贼。
对诺大的帝国来说，光靠田税盐税过日子根本不行，不征收商税朝廷永远也别想有钱。对这点，陈越和路振飞都是心知肚明。
路振飞一直是齐王一系核心，所以才能当上政务院掌院成为三相之一。对陈越的想法，路振飞自然是清楚的，可是。
“王爷，征收商税下官自然是没有意见，可现在时机恐怕不大好吧。现在朝廷到处都在用兵，这些牵扯了很大精力。而王爷也知道，既然征收商税，那么所有流通的货物都要征收，光是从普通商户头上可弄不了几个银子。
而大商户都有功名有士绅身份作为保护伞，而大明对士绅是免税赋的，士绅们在地方盘根错节，冒然动他们的利益必然遭到很大反弹。若是地方出现动乱，恐怕会对大局十分不利。“
路振飞忧心忡忡的说道，他不是不同意征收商税，而是认为现在这种情形下不合适。变革自然要有变革的环境，内患未平仓促变革，若是士绅们作乱，局势恐怕难以控制。
陈越点点头，对路振飞的担忧他自然明白。
“路大人你不用担心，士绅阶级向来是欺软怕硬，软弱是他们的天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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