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对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们朴素相亲相爱的程度，使他们没法想象为什么他们的国家 不 采 取跟他们同样的办法。这股突然觉醒的深仇宿恨，两个人都看不出其中的理由，尤其是克利斯朵夫；他以德国人的身分，觉得对一个被自己的民族打败的民族没有憎 恨的理由。他一部分同胞的骄傲狂悖使他非常痛心；在某个限度之内，他对于这种弃令投降的举动和法国人同样愤慨；可是他不大明白为什么法国不肯做德国的盟 友。他认为德法两国有多少深刻的理由应当携手，有多少共同的思想，同时又有多么重大的使命应当协力完成，所以它们俩一味仇视的情形使他看了大为气恼。和所 有的德国人一样，他觉得法国在这件误会中是主要的罪人；因为即使他承认战败的回忆对法国很痛苦，也认为只是自尊心的问题，而为了更重大的利益——为了文 明，为了法兰西，——就不应当再想到自尊心。他从来没费心把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思索一下。他在小学里已经学会了把并吞阿尔萨斯—洛林的行为看作天公地道的 行为，那不过是在几百年的异族统制之后，把德国的土地归还给德国罢了。所以一发觉他的朋友认为那是件罪行的时候，他简直搅糊涂了。他从来没跟他谈起这些 事，满以为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料他素来相信为诚实的，胸襟宽大的奥里维，竟没有冲动，没有愤怒，而只是不胜悲苦的和他说，一个民族可能放弃对于这样一 件罪行的报复，但要他同意这件罪行究竟对他是奇耻大辱。
他们俩极不容易彼此了解。奥里维举出许多历史上的理由，证明阿尔萨斯为拉丁土 地 而 应当由法国收回，但对克利斯朵夫一点没作用；可以支持相反的主张的同样充分的论据多得很：不论哪一种政见，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它所需要的理由。——克利斯 朵夫的重视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牵涉到法国，而主要是为了人情问题。关键不在于阿尔萨斯人是否德国人。事实是他们不愿意做德国人；成为问题的只有这一 点。谁有权利说：“这个民族是属于我的，因为他是我的兄弟。"倘使对方不认他是兄弟的话？即使这种否认是不应该的，那末错也错在不能讨兄弟喜欢的那一方 面，因为他没有权利硬要对方跟着他走。四十年来，德国人用着武力和种种的威胁利诱，甚至也由贤明正直的德国当局行了许多德政以后，阿尔萨斯人始终不愿意做 德国人。即使他们因意志消沉而不得不让步的时候，那般被迫离乡别井，逃亡异地的人的痛苦，——或者更惨的，那些没法离开而忍受着深恶痛绝的枷锁，眼看乡土 被侵占，同胞被屈服的人的痛苦，是永远消灭不了的。
克利斯朵夫天真的承认自己从来没看到问题的这一方面，接着心里就不好过了。一个老 实 的 德国人讨论问题往往非常坦白，那是看重自尊心的拉丁人——不管他多么真诚——不大办得到的。固然，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犯过这一类的罪恶：克利斯朵夫可并不 援引那些例子做德国的口实。他太高傲了，不能去找那种可耻的借口；他知道人类越进步，人的罪恶越显得可怕，因为四周有着更多的光明。但他也知道，倘若法国 打了胜仗，也不见得比德国更有节制，一定也会在罪恶的连锁中加上一环。这样，悲惨的冲突可以永远继续下去，使欧罗巴文明的精华受到危险。
克 里斯朵夫固然为了这个问题很难受，但奥里维更痛苦。可悲的还不止在于两个最配携手的民族自相残杀。便是在法国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准备跟另一部分的人厮杀。 和平运动与反军国主义运动，多少年来同时由国内最高尚的跟最**的分子在那里宣传。政府让他们干去；只要是不妨碍政客们眼前的利益的，政府对一切都采着旁 观的态度；它没想到最危险的并不在于公开支持一种最危险的主义，而是在于听让这种主义潜伏在民族的血管中，等政府预备作战的时候来破坏战争。这主义一方面 迎合自由思想的人，因为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友好的欧罗巴，由它把所有的努力结合起来，缔造一个更公平更有人性的世界；同时它也迎合无耻小人的自私自利，因为 这般人是不论为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肯把自己的皮肉去冒险的。——这些反战思想把奥里维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感染了。有一二次，克利斯朵夫在自己家里听到一些谈 话，不禁为之骇然。那位好心的莫克，脑子里装满了人道主义的幻想，精神奕奕的睁着眼睛，语气非常柔和的说，应当阻止战争，而最好的方法是煽动士兵反抗，教 他们向长官开枪。他保证那一定会成功。工程师哀里·哀斯白闲冷冷的回答说，倘若发生战事，他和朋友们先要跟国内的敌人算清了账，再上前线。安特莱·哀斯白 闲却站在莫克一边。克利斯朵夫有一天看见弟兄俩争执得很凶，甚至互相以枪毙来威吓。虽然这些杀气腾腾的话还带着说笑的口吻，可是听的人很能感到他们说的话 有朝一日的确句句会实行的。克利斯朵夫好不诧异的估量着这个荒唐的民族，永远预备为了思想而自杀……真是疯子。专讲逻辑的疯子。各人只看见自己的思想，不 走到终点，决不肯有一点儿让步。而且他们当然是以互相消灭为快的。人道主义者对爱国主义者开火。爱国主义者对人道主义者开火。而这时候敌人来了，把国家和 人类一起压得粉碎。
“可是告诉我，"克利斯朵夫问安特莱·哀斯白闲，"你们和别的民族的无产阶级有没有联系好呢？”
“反正要有个人首先发难。那就由我们来了。我们素来是打先锋的。让我们来发信号罢！”
“要是别人不响应怎办呢？”
“不会的。”
“你们有没有协定，有没有预先定下一个计划？”
“用不着协定！我们的力量比什么外交手段都强。”
“这 不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是战术的问题。倘使你们要消灭战争，就得用战争的方法。在两国之间先把你们的作战计划定下来，把你们在德法两国的行动和日期商量妥 当。倘若你们只存着碰运气的心，那末结果怎么样？一方面是毫无计划的碰运气，另一方面是有组织的强大的力量，——你们不被他们压倒才怪！”
安特莱·哀斯白闲不听这些。他耸耸肩，只空空洞洞的说些威吓的话：他说拿一把砂子放在要害，放在齿轮里，就能把机器破坏。
可 是从容不迫的谈理论是一件事，把思想付诸实行——尤其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又是一件事。狂风巨浪在心坎里尝过的时间的确是难过的。一个人自以为是自 由的，是自己思想的主宰；不料你忽然觉得不由自主的被什么东西拖着。你心中有个暧昧的意志要违反你的意志。你这才发见有个陌生的主宰，有一种无形的力统制 着人类。
一般头脑最坚定，信仰最稳固的人，发觉自己的信仰溶解了；他们徬徨无措，不知道怎么决定，而结果往往会走上跟他们预定的完全 不 同 的路，教自己大吃一惊。反对战争最激烈的人中，有些会觉得国家的骄傲与热情突然在胸中觉醒起来。克利斯朵夫看到一般社会主义者，甚至工团主义者，对着这些 相反的热情与责任依违两可，无所适从。在两国冲突的初期，克利斯朵夫还没把事情看得严重，他用着德国人那种冒失的态度和安特莱·哀斯白闲时，这是实行他理 论的时候了，要是他不愿意德国把法国吞灭的话。安特莱听着大怒，跳起来回答说：
“试着瞧罢！……你们这批混蛋，也算有个该死的社会党，拥有四十万党员，三百万选举人，你们还不敢堵住你们皇帝的嘴巴，摆脱你们的枷锁！……哼，我们会来代劳的，我们！吞灭我们罢！我们才会吞灭你们呢！……”
等 待的时期越拖长，大家心里越烦躁。安特莱痛苦不堪。明知自己的信仰是对的而没法加以保卫！同时还觉得受到那种精神疫疠的传染，——它就在民间传播集体思想 的强烈的疯狂，战争的气息！这股气息对克利斯朵夫周围的人都起了作用，便是克利斯朵夫也免不了受到影响。他们彼此不说话了，大家都离得远远的。
但 迟疑不决的心绪是不能长久拖下去的。行动的怒潮，不管那些踌躇的人愿意不愿意，把他们都推送到这个或那个党派里去了。有一天，人们以为到了最后通牒的前 夜，——两国所有的活力都紧张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发见大家都已经挑选定了。一切敌对的党派都不知不觉站到它们先前嫉恨或瞧不起的政府方 面去。颓废艺术的大师们和美学家们，在短篇的色情小说中加进一些爱国的宣传。犹太人说要保卫他们祖先的神圣的土地。哈密尔顿一听到国旗二字就会下泪。而大 家都是真诚的，都是害了传染病。安特莱·哀斯白闲和他提倡工团主义的朋友们，跟别人一样，——并且更甚，为了形势所迫，为了不得不采取一个他们痛恨的主 张，便抱着一肚皮阴沉的、悲观的怒意打定了主意，那种心绪就逼着他们替残杀做了疯狂的工具。电机工人奥贝，因为后天的人道主义与先天的排外主义在胸中交战 得难解难分，差点儿发神经病。他失眠了好几夜，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一切的方式：认为法国便是全人类的化身。从此他不再跟克利斯朵夫谈话。差不多屋子里所有 的人对他都闭门不纳了。连那么和气的亚诺夫妇也不再邀请他。他们继续弄着音乐，沉浸在艺术里，想忘掉那件大众关切的事。但他们时时刻刻要想到。他们之中每 个人单独遇见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仍旧很亲热的跟他握手，可是急匆匆的，躲躲闪闪的。倘使在同一天上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他们而逢着他们夫妇俩在一块儿，他们就 很窘的行个礼，连停也不停下来。反之，多少年来不交谈的人倒反突然接近了。有天晚上，奥里维做手势教克利斯朵夫走近窗口，要他看哀斯白闲一家和夏勃朗少校 在下面园子里谈天。
克利斯朵夫对于大家思想上这种突然之间的变化并不惊奇。他自己的问题也尽够操心了。他心中骚乱惶惑，简直无法控 制。 比 他更有理由**的奥里维却比他镇静。他似乎是唯一不受转染的人。尽管一边等着将临未临的战争，一边怕意料中的国内的分裂，他却知道迟早必须一战的两个敌对 的信仰都是伟大的，也知道法国的使命是要做人类进步的实验场，而新思想的长成就得靠法国用热血来灌溉。但他自己不愿意卷入漩涡。对于人类的残杀，他很想引 一句安提戈涅的名言：“我是为了爱而生的，不是为了恨而生的。"——对啦，①为了爱，也为了了解，那是爱的另外一种形式。他对克利斯朵夫的温情足以使他明 白自己的责任。在这个千千万万的生灵准备互相仇恨的时间，他觉得，为了他和克利斯朵夫这样两颗灵魂的责任与幸福，应当在大风暴中保持他们的友爱和理性。他 记起歌德拒绝参加德国一八一三年代的仇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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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提戈涅为希腊神话中俄狄普斯的女儿，一家均遭厄运。引语见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
这 种种，克利斯朵夫全感觉到，可是没法安静。在某种方式之下抛弃了德国而不能回去的他，虽然象老朋友苏兹一样，浸淫着十八世纪那些伟大的德国人的欧罗巴思 想，厌恶新德意志的军国精神和经商主义，他心中却掀起了一股巨大的热情，不知道会把他拖到哪儿去。他并不把这个情形告诉奥里维，只整天皇皇然等着消息，偷 偷的整着东西，收拾行李。他不再用理性思索了。他抑制不住了。奥里维很不放心的注意着，猜到他内心的斗争而不敢动问。他们觉得需要比平时更接近，事实上也 比什么时候都更相爱；但他们怕谈话，唯恐发现思想上有什么不同而使他们分离。四目相对的时候，他们往往有一种不安的温柔的情绪，好似到了永别的前夜。两人 都不胜苦闷的守着缄默。
可是，在天井对面那座正在建造的房屋顶上，在这些悲惨的日子里，工人们冒着狂风骤雨，正敲着最后几下的锤子；而克利斯朵夫的朋友，那个多嘴的盖屋工人，远远的笑着对他嚷道：“瞧，我的屋子完工了！”
幸 而阵雨过了，来得快也去得快。宫廷中半官式的文告象晴雨表似的报告天气转好。舆论界叫嚣的狗重新回到窠里。几小时之内，人心都松了下来。那是一个夏天的晚 上。克利斯朵夫气吁吁的跑来把好消息告诉奥里维。他们好不痛快的呼了几口气。奥里维望着他，微微笑着，有点儿怅惘，还不敢把老挂在心上的问题提出来。他只 说：
“哦，那些老是闹意见的人，你不是看到他们团结了吗？”
“我看见了，"克利斯朵夫笑嘻嘻的回答。"你们真会开玩笑！你们吵吵嚷嚷的好象彼此势不两立，其实都是一样的见解。”
“你应该满意了吧？”
“干吗不满意？因为他们的团结要拿我作牺牲品吗？……得了罢！我是相当强的人，并且经历一下这个掀动我们的浪潮，看到这些魔鬼在心中觉醒，也很有意思。”
“我可是怕极了，"奥里维说。"我宁愿我的民族永远孤独下去，不希望它以这种代价来团结。”
他们不出声了；两人都不敢提到使他们心慌的问题。终于奥里维鼓足勇气，嗄着嗓子问：“老实告诉我，克利斯朵夫，你已经预备走了，是不是？”
“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
奥里维早已料到这句话，但听了心里仍不免为之一震：
“克利斯朵夫，你竟会……”
克利斯朵夫把手按了按脑门：“别谈这个了，我不愿意再想了。”
奥里维很痛苦的又提了一句：“你预备跟我们作战吗？”
“我不知道，我没想过这问题。”
“可是你心里已经决定了，是不是？”
“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
“对我作战吗？”
“对你？永远不会的！你是我的。我不论到哪儿，你总跟我在一起。”
“那末是对我的国家了？”
“为了我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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