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克利斯朵夫把酝酿巴黎艺术的思想背景逐渐看清楚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更强烈的印象：就是女人在这国际化的社会上占着最高的，荒谬的，僭越的地位。单是做男子的伴侣已经不能使她厌足。便是和男子平等也不能使她厌足。她非要男子把她的享乐奉为金科玉律不行。而男子竟帖然就范。一个民族衰老了，自会把意志，信仰，一切生存的意义，甘心情愿的交给分配欢娱的主宰。男子制造作品；女人制造男子，——（倘使不是象当时的法国女子那样也来制造作品的话）；——而与其说她们制造，还不如说她们破坏更准确。固然，不朽的女性对于优秀的男子素来是一种激励的力量；但①对于一般普通人和一个衰老的民族，另有一种同样不朽的女性，老是把他们望泥洼里拖。而这另一种女性便是思想的主人翁，共和国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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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朽的女性"一语，见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不朽的女性带着我们向上。”
由于高恩的介绍，又靠着他演奏家的才具，克利斯朵夫得以出入于某些沙龙。他在那些地方，很好奇的观察着巴黎女子。象多数的外国人一样，他把他对两三种女性的严酷的批判，推而至于全部的法国女子。他所遇到的几种典型，都是些年轻的妇女，并不高大，没有多少青春的娇嫩，身腰很软，头发是染过色的，可爱的头上戴着一顶大帽子；照身体的比例，头是太大了一些，脸上的线条很分明，皮肤带点虚肿；鼻子长得相当端正，但往往很俗气，永远谈不到什么个性；眼睛活泼而缺少深刻的生命，只是竭力要装得有神采，睁得越大越好；秀美的嘴巴表示很能控制自己；下巴**，脸庞的下半部完全显出这些漂亮人物的唯物主义：一边钩心斗角的谈爱情，一边照旧顾到舆论，顾到夫妇生活。人长得挺美，可不是什么贵种。这些时髦女人，几乎都有一种腐化的布尔乔亚气息，或者凭着她们的谨慎，节俭，冷淡，实际，和自私等等这些阶级的传统性格，极希望成为腐化的布尔乔亚。生活空虚，只求享乐。而享乐的欲望并非由于官能的需要，而是由于好奇。意志坚强，但意志的本质并不高明。她们穿得非常讲究，小动作都有一定的功架。用手心或手背轻轻巧巧的整着头发，按着木梳，坐的地位老是能够对镜自照而同时窥探别人，不管这镜子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至于晚餐席上，茶会上，对着闪光的羹匙、刀叉、银的咖啡壶，把自己的倩影随便瞅上一眼，她们更觉得其乐无穷。她们吃东西非常严格，只喝清水，凡是可能影响她们认为理想的，象面粉般的白皮肤的菜，一概不吃。
和克利斯朵夫来往的人中，犹太人相当多；他虽然从认识于第斯·曼海姆以后对这个种族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仍不免受他们吸引。在高恩介绍的几个犹太沙龙里，大家很赏识他，因为这个种族一向是很聪明而爱聪明的。在宴会上，克利斯朵夫遇到一般金融家，工程师，报馆巨头，国际掮客，黑奴贩子一流的家伙，——共和国的企业家。他们头脑清楚，很有毅力，旁若无人，挂着笑脸，貌似豪放，其实非常深藏。克利斯朵夫觉得这些坐在供满鲜花与人肉的餐桌四周的人物，冷酷的面目之下都隐伏着罪恶的影子，不管是过去的或将来的。几乎所有的男人全是丑的。女人大体上都很漂亮，只要你不从太近的地方看：脸上的线条与其色缺少细腻。可是她们自有一种光采，显得物质生活相当充实；美丽的肩膀在众目睽睽之下象鲜花般傲然开放，还有把她们的姿色，甚至她们的丑恶，变做捕捉男人的陷阱的天才。一个艺术家看到了，一定会发见其中有些古罗马人的典型，尼罗或哈特里安皇帝时代的女子。此外也有巴玛岛民式的脸蛋，**的表情，肥胖的下巴埋在颈窝里，颇有肉感的美。还有些女人头发很浓，鬈得厉害，火辣辣而大胆的眼睛，一望而知是精明的，尖利的，无所不为的，比其余的女子更刚强，但也更女性。在这些女人中，寥寥落落的显出几个比较有性灵的。纯粹的线条，起来源似乎比罗马更古远，直要推溯到《圣经》时代的希伯莱族：你看了感到一种静默的诗意，荒漠的情趣。但克利斯朵夫走近去听希伯莱主妇与罗马皇后谈话时，发觉那些古族的后裔也象其余的女人一样，不过是巴黎化的犹太女子，而且比巴黎女子更巴黎化，更做作，更虚假，若无其事的说些恶毒的话，把一双象圣母般美丽的眼睛去揭露别人的身体与灵魂。
克利斯朵夫在东一堆西一堆的客人中间徘徊，到处格格不入。男人们提到狩猎的时候那么残忍，谈论爱情的口吻那么粗暴，唯有谈到金钱才精当无比，出之以冷静的，嘻笑的态度。大家在吸烟室里听取商情。克利斯朵夫听见一个衣襟上缀有勋饰的小白脸，在太太们中间绕来绕去，殷勤献媚，用着喉音说道：“怎么！他竟逍遥法外吗？”
两位太太在客厅的一角谈着一个青年女伶和一个交际花的恋爱。有时沙龙里还举行音乐会。人们请克利斯朵夫弹琴。女诗人们气吁吁的，流着汗，朗诵苏利·普吕东和奥古斯丁·陶兴的诗。一个有名的演员，用风琴伴奏，庄严的朗诵一章"神秘之歌"。音乐与诗句之荒唐教克利斯朵夫作恶。但那些女子竟听得出了神，露着美丽的牙齿笑开了。他们也串演易卜生的戏剧。一个大人物反抗那些社会柱石的苦斗，结果只给他们作为消遣。
然后，他们以为应当谈谈艺术了。那才令人作呕呢。尤起是妇女们，为了**，为了礼貌，为了无聊，为了愚蠢，要谈易卜生，瓦格纳，托尔斯泰。一朝谈话在这方面开了头，再也没法教它停止。那象传染病一样。银行家，掮客，黑人贩子，都来发表他们对于艺术的高见。克利斯朵夫竭力避免回答，转变话题，也是徒然：人家硬要跟他谈论音乐与诗歌。有如柏辽兹说的：“他们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种不慌不忙的态度仿佛谈的是醇酒妇人，或是旁的肮脏事儿。"一个神经病科的医生，在易卜生剧中的女主角身上认出他某个女病人的影子，可是更愚蠢。一个工程师，一口咬定《玩偶之家》中最值得同情的人物是丈夫。一个名演员——知名的喜剧家——吞吞吐吐的发表他对于尼采与卡莱尔①的高见；他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不能看到一张范拉士葛②——当时最走红的画家——的画而"不是大颗大颗的泪珠直淌下来"。但他又真诚的告诉克利斯朵夫，虽然他把艺术看得极高，但是把人生的艺术——行动，看得更高：要是他能够挑选一个角色来扮演的话，他一定挑俾斯麦。有时，这种场合也有一个所谓高人雅士。他的谈吐可也不见得如何高妙。克利斯朵夫常常把他们自以为说的内容，和实际所说的核对一下。他们往往一言不发，挂着一副莫测高深的笑容：他们是靠自己的声名过活的，决不拿声名来冒险。当然也有几个话特别多的，照例总是南方人。他们无所不谈，可是毫无价值观念，把一切都等量齐观。某人是莎士比亚，某人是莫里哀，某人是耶稣基督。他们把易卜生和小仲马相比，把托尔斯泰和乔治·桑并论；而这一切，自然是为表明法国已经无所不备。他们往往不通任何外国语文，但这一点对他们并无妨碍。听的人完全不问他们说的是否对的，主要是说些有趣的事，尽量迎合民族的自尊心。什么责任都可以*在外国人头上，——除了当时的偶像：因为不论是格里格，是瓦格纳，是尼采，是高尔基，是邓南遮，总有一个当令的，但决不会长久，偶像早晚要被扔入垃圾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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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莱尔（1795—1881）为英国著名史学家及论文家。
②范拉士葛为十七世纪西班牙画家。
眼前的偶像是贝多芬。贝多芬变了时髦人物，谁想得到？至少在上流社会与文人中间是这样：因为法国的艺术趣味是象天气秤一样忽上忽下的，所以音乐家们早已把贝多芬丢开了。法国人要知道自己怎么想，先得知道邻人怎么想，以便采取跟他一样的或是相反的思想。看到贝多芬变得通俗了，音乐家中最高雅的一派便认为贝多芬已经不够高雅；他们永远自命为舆论的先驱而从来不追随舆论，与其和舆论表示同意，宁愿跟它背道而驰。所以他们把贝多芬当做粗声叫喊的老聋子；有些人还说他或许是个可敬的道德家，但是徒负虚名的音乐家。——这类恶俗的笑话绝对不合克利斯朵夫的脾胃。而上流社会的热心捧场也并不使克利斯朵夫更满意。倘若贝多芬在这个时候来到巴黎，一定是个红人，可惜他死了一百年。他的走运倒并不是靠他的音乐，而是靠他的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那是被感伤派的传记宣扬得妇孺皆知的。粗犷的相貌，狮子般的嘴脸，已经成为小说中人的面目。那些太太对他非常怜爱，意思之间表示，如果她们认识了他，他决不至于那么痛苦；她们敢这样慷慨，因为明知贝多芬决不会拿她们的话当真……这老头儿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因此，一般演奏家，乐队指挥，戏院经理，都对他表示十二分虔敬；并且以贝多芬的代表资格领受大家对贝多芬的敬意。评价高昂，规模宏大的纪念音乐会，使上流社会能借此表现一下他们的善心，——偶然也能使他们发见几阕贝多芬的交响曲。喜剧演员，上流社会，半上流社会，共和政府特派主持艺术事业的政客，组织着委员会，公告社会说他们就要为贝多芬立一个纪念碑：除了几个被人当作通行证用的好好先生以外，发起人名单上有的是那些混蛋——倘使贝多芬活着的话一定会把贝多芬踩在脚下的。
克利斯朵夫看着，听着，咬着牙齿，免得说出难听的话。整个晚上，他全身紧张，四肢**。他既不能说话，也不能不说话。并非为了兴趣或需要，而是为了礼貌，为了非说些什么不可而说话，使他非常难堪。把真正的思想说出来罢，那是不行的。信口胡诌罢，又办不到。他甚至在不开口的时候也不会保持礼貌。倘使他望着旁边的人，就是眼睛直勾勾的瞪着人家，不由自主的研究对方，教人生气。要是他说话，就嫌语气太肯定，又使大家——连他自己在内——听了刺耳。他觉得自己不得其所；而且他既有相当的聪明，能够感觉到自己把这个环境的和谐给破坏了，当然对自己的态度举动和主人们一样气恼。他恨自己，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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