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一想，李斯的解释确也说得通，意乃少解，又道，“茅焦去时，廷尉不置一辞。今尉缭将去，廷尉却力劝寡人留之。廷尉何故厚此薄彼？”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李斯虽没有见过尉缭本人，但却听蒙恬多次提过，加之《尉缭子》一书，他也曾仔细研读，是以对尉缭堪称了解，于是说道，“茅焦，纵横之徒也，去不足惜。尉缭和茅焦有大不同。臣闻于蒙恬，尉缭自称，大王需要他，更甚于他需要大王。此言诚然，臣请为大王言之。六国向来称秦军为虎狼之师，残暴之师。秦军到处，动则坑杀，鲜有怜悯，六国之军因此往往死战，以致秦军虽胜，却时常伤亡惨重。尉缭著《尉缭子》，提倡兵不血刃，鼓吹仁义之师，天下的将领，有几人没有读过《尉缭子》？在六国的军队中，就有不少将领皆是尉缭的信徒，奉以为师。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仅仅意味着，不管尉缭走到哪里，都不愁没人包吃包喝包住包玩吗？当然不是。这意味着，尉缭他已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面旗帜，一面*人心的旗帜。尉缭，就是仁义之师的象征！一旦尉缭能为秦所用，其意义和号召力自然不难想象。得其人胜得一国，诚非虚也。”
李斯所说，嬴政自然也曾想过，不然他也不会对尉缭一直谦恭事之。尉缭的价值，嬴政早洞察于胸，只是一时被怒火蒙蔽而已。经过李斯这一番重复和提醒，嬴政渐渐冷静下来。是啊，只要尉缭他能留在咸阳，哪怕从此一计不献，一谋不出，成天行尸走肉，山吃海喝，但只要有他这尊菩萨供在那里，对秦国来说，就能得到莫大的好处。尉缭对六国将领的影响自不消多说，对六国的老百姓而言，尉缭所提倡的“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的战争理想，就象“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一样，简单到让人一听就懂，从而心向往之。至于供起尉缭之后，一旦形势需要，也大可抛开尉缭的学说，阳一套，阴一套。
嬴政道，“寡人曾欲拜尉缭为上卿，遭拒。尉缭似不愿为秦所用。”
李斯摇头道，“上卿之位，太卑。”
嬴政奇道，“比上卿更尊，难道相国不成？”
李斯道，“相国自有宗室二君为之。臣以为，欲留尉缭，当以国尉授之。”
嬴政大惊道，“廷尉戏言乎？廷尉可知，国尉一位，自武安君白起之后，一直虚待至今，以其位太尊而不得其人故也。今以国尉之位，轻易授予尉缭，一旦尉缭再次拒绝，则我大秦颜面何存？廷尉为寡人再善谋之。”
国尉，也称太尉，位列三公，金印紫绶，掌武事，秩万石，直接受命于秦王，为秦国的最高武官。国尉一位，因为白起曾经担任过的缘故，从而成为秦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官职。好比剑桥大学的卢卡斯教授席位，因为牛顿、狄拉克等人曾经先后据之，从而成为学术界中最负盛名的教授名衔，薪水未必最高，荣誉却是最大。
然而，国尉和卢卡斯教授席位又有不同。三百多年来，卢卡斯教授席位一直薪火相传，不曾空缺。而国尉一位，自白起之后，一直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以致虚席以待数十年。蒙恬的爷爷蒙骜，功不可谓不高，却也没能熬到这个位子。正如嬴政所言，白起神话般的赫赫战功，为国尉树立了一个标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标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国尉之于秦国，就像23号球衣之于芝加哥公牛队，只能跟着迈克尔·乔丹一起退役，从此再无别人够资格再穿。
李斯心知，国尉一位，非同小可，嬴政的惊讶也在情理之中，于是说道，“臣非不知，国尉之尊，数十年来，再未授予一人。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大王以国尉授尉缭，方能显大王诚意。白起战功，百年来无人能过之。然而，世变时移，当年秦之兴师，为了攻城略地，如今兴师，要在统一天下。尉缭之应变将略，固不如白起。然而，白起所习，兵法也，尉缭所重，兵道也。于此并吞六国之际，需要新的军事思想，以改变六国对秦军之成见，在保证战斗力的前提下，易残暴为仁义。尉缭忤逆大王，大王不罪之，反以国尉尊之，方显天子气度，也方显示改变秦军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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