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

作者:司汤达

  俄国人指示,切记永远不要在口头上反驳写信的对象。不应以任何借口背离心醉神迷的倾慕者的角色。那些信永远以这种假设为出发点。
  一天晚上,在歌剧院,在德·费瓦克夫人的包厢里,于连把《曼侬·莱斯戈》捧上了天。他这样说的唯一理由乃是因为他觉得这出戏一钱不值。
  元帅夫人说这出芭蕾舞剧比普列服神甫的小说差得远。
  “怎么!”于连想,又惊讶,又开心,“一个道德如此高尚的女人竟吹捧一本小说!”德·费瓦克夫人每礼拜总有两三次对作家极尽轻蔑之能事,说他们企图借助此等平庸的作品腐蚀青年,这些青年,唉!太容易犯**方面的错误了。
  “在这种不道德的、危险的体裁中,《曼依·莱斯戈》,”元帅夫人继续说,”据说是属于第一流的。一颗罪恶深重的心的软弱和理应感到的痛苦,据说被描写得很真实,而这种真实亦颇有深度;不过,您的波拿巴仍然在圣赫勒拿岛宣称这是一部写给仆人看的小说。”
  这句话让于连的精神紧张地活动起来。“有人想在元帅夫人面前毁掉我,有人告诉了她我对拿破仑的热情。这件事她很恼火,忍不住要让我有所感觉。”这个发现让他一个晚上都很开心,人也变得有趣了。他在歌剧院向元帅夫人告别时,她对他说:“记住,先生,一个人如果爱我,就不应该爱波拿巴;我们只能把他当作天意强迫我们接受的一件不可避免的事物。再说,这个人的心灵太僵硬,不能欣赏艺术杰作。”
  “—个人如果爱我!”于连在心里重复道,“这句话要么毫无意义,要么一切尽在其中。我们可怜的外省人就是掌握不了这种语言的奥秘。”他深深地怀念德·莱纳夫人,一边抄写一封给元帅夫人的很长很长的信。
  “怎么搞的”,第二天她对他说,于连一眼就看出她假装冷淡,“您在咋天晚上,看来是离开歌剧院以后写的一封信里,怎么跟我谈起伦敦和里奇蒙来了?”
  于连很尴尬。他逐行地抄,没有想写的是什么,看来是忘了用巴黎和圣克鲁替换原信中的伦敦和里奇蒙。他开始了两个或三个句子,但怎么也结束不了,他觉得马上要发疯般大笑起来。最后,他搜索枯肠,好不容易来了个主意,说:“讨论人类灵魂的最崇高、最重大的利益,令我非常激动。写着写着,我的灵魂可能一时走神了。”
  “我给她留下了印象,”他心想,“今晚可不必再受烦闷的罪了。”他一溜小跑,出了德·费瓦克府。回去后,他重读头天夜里抄的原信,很快找到俄国人谈伦敦和里奇激的那个要命的地方。于连发现这封信算得上柔情缱绻,颇感惊奇。
  他的话表面上很轻浮,而他的信却具有崇高的、近乎启示录那样的深刻,这种对比使他不同凡响。长句子尤其令元帅夫人喜欢,“这不是伏尔奉那个如此不道德的人使之风行的那种一蹦一跳的风格!”尽管我们的主人公竭力把一切合乎常情常理的东西从谈话中消除出去,他的谈话仍有一种反王政、不信神的色彩,没有逃过德·费瓦克夫人的眼睛。这位夫人身边尽是极有道德的人,然而他们不是每天晚上都有新思想,所以,凡是有几分像新事物的东西都能给她留下强烈的印象;不过同时她又认为自己理应对这些东西感到愤慨。她把这种缺点称作“打上了这个轻浮时代的印记”……
  但是这样的客厅,除非有事相求,否则不值一顾。于连的这种生活真是无趣,他所感到的厌倦想必读者亦有同感。此乃我们旅途中的一片荒原。
  在于连的生活中被费瓦克插曲占去的这段时间里,德·拉莫尔**一直需要克制自己,不去想他。她的灵魂中进行着激烈的搏斗,有时候,她庆幸能够蔑视这位如此愁苦的年轻人了;然而,她又身不由己地被他的谈话俘获了。尤其使她感到惊奇的,竟是他那十足的虚假。他对元帅夫人说的句句是谎言,或者至少是他的思想方式的一种丑恶的伪装,因为他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的看法,玛蒂尔德都一清二楚。这种马基雅维里主义令她感到震惊。“多么深刻啊!”她对自己说,“跟持有相同论调的唐博先生那样的夸夸其谈的傻瓜或者平庸粗俗的骗子相比,又是多么不同啊!”
  然而,于连却有些可怕的日子。为了履行最艰难的职责,他每天都得在元帅夫人的客厅里露面。他为了扮演一个角色而付出的努力终于使他的心灵疲惫不堪。夜里,他穿过德·费瓦克府的巨大的院子时,常常是靠着性格的、理智的力量才免于陷入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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