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点的钟声响了，他严肃地站了起来，谈起利戈里奥的新神学的一章，他得把它记牢，第二天背给谢朗先生听。“因为我的职业，”他愉快地补充说，“是让人背书给我听，也让我背书给别人听。”
众人听了大笑，赞不绝口；这就是维里埃人所说的机智啊。于连没有坐下，大家也就不顾礼仪地纷纷站了起来，这就是天才的威力。瓦勒诺太太把他多留了一刻钟，请他务必听听孩子们背诵教理问答；他们背得颠三倒四，滑稽透顶，只有他一个人听得出。然而他并不加以纠正。“对宗教的基本原理多么无知啊！”他想。最后，他鞠了一躬，以为可以脱身了，然而不，他还得领教一篇拉封丹寓言。
“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作家，”于连对瓦勒诺太太说，“有一则关于让·舒阿尔大人的寓言竟敢对最可敬的事物大肆嘲笑。他受到最优秀的批评家的严厉谴责。”
于连在离去之前收到四、五份午宴的请帖。“这年轻人为本省增了光，”宾客们很高兴，齐声说道。他们甚至谈到从公共积金中拨出一笔津贴，让他去巴黎深造。
正当这个贸然提出的主意在餐厅里引起回响的时候，于连已迅速地跨出大门。“啊，流氓！流氓！”他连着低声喊了三、四次，尽情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此刻他觉得自己完全是个贵族，长久以来，他发现在德·莱纳先生家里人们对他的种种礼貌的深处有一种轻蔑的微笑和高傲的优越，因此很是反感。他不能不感到极大的区别。“忘掉吧，”他边走边对自己说，“甚至忘掉他们从可怜的被收容者身上偷钱，还禁止他们唱歌！德·莱纳先生何曾想过要对他的客人报出他拿出来的每瓶酒的价钱？可是这位瓦勒诺先生呢，他在反复列举他的财产的时候，例如说他的房子、他的产业等等，如果他老婆在场，就总是说您的房子、您的产业。”
这位太太看来对财产的快乐很**，午餐中间，她还跟仆人大吵，因为他打碎了一只高脚杯，让她那—打杯子少了—只；而那位仆人回答她时极不客气。
“怎样的一帮人啊！”于连想；“即使他们把偷来的钱给我一半，我也不愿意跟他们一起生活。有朝一日，我会暴露的；我不能不让他们在我心中引起的轻蔑表现出来。”
但是，依照德·莱纳夫人的吩咐，此类午宴必须参加多次；于连走红了；人们原谅了他那身仪仗队服装，或者更可以说，那种冒失正是他成功的真正原因。很快，在维里埃，问题只是看谁在这场争夺博学的年轻人的斗争中获胜，是德·莱纳先生还是收容所所长。这两位先生和马斯隆先生一起形成一种三头政治，多年来在这座城里说一不二。人们嫉妒市长，自由党人怨声载道；但是说到底他是个贵族，生来就高人一等，而瓦勒诺先生的父亲甚至没有给他留下一笔六百利弗尔的年金。对于他，人们得从怜悯过渡到羡慕，怜悯的是他年轻时穿着一套蹩脚的苹果绿衣服，羡慕的是他的诺曼底马、金链、巴黎买来的衣服和眼下的发达。
于连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芸芸众生中他以为发现了一个正直的人，那是一位几何学家，姓格罗，被看作是一个雅各宾党人。于连发过誓只对自己说那些他认为是虚假的事情，因此只能对格罗先生也疑虑重重，他收到从韦尔吉来的大包大包的作业练习。人家还劝他常去看看父亲呢，他履行了这倒霉的义务。一句话，他相当成功地挽回了名誉。一天早上，他突然觉得有两只手捂住了他的眼睛，醒了。
原来是德·莱纳夫人，她进城了，让孩子们去管那只一路上带着的可爱的兔子，自己大步登上楼梯，先到了于连的房间。这时刻柔情缱绻，只是太短：孩子带着兔子上来，他们想让他们的朋友看看，这时德·莱纳夫人已经躲开。于连热烈地欢迎他们，还有那只兔子。他仿佛又回到了家，他觉得他爱这些孩子，喜欢叽叽喳喳地跟他们说话。他们的声音之温柔，小小举止之单纯和高贵，都让他感到惊奇；在维里埃，他是在粗俗的行为方式和令人不快的思想中呼吸，他需要把这—切从他的想象中清除出去。永远是害怕匿乏，永远是奢侈和贫穷之间的撕打。请他吃饭的那些人，说到餐桌上的烤肉，会吐露出一些心里话，令说的人蒙受耻辱，听的人感到恶心。
“你们这些贵族，你们有理由骄傲，”他对德·莱纳夫人说。接着他就给她讲那些他不得不参加的宴会。
“您走红了呀！”她想到瓦勒诺太太每当要见于连时都认为必须搽胭脂，不仅开怀大笑。“我认为她对您有感情上的打算，”她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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