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贵阳从冲进去的向左志手中接过一把西瓜刀。
这把西瓜刀最初并没有派上用场,只起到一种对市委书记和其女儿的威慑作用。但是,当杀戮已经完成,从外面赶回来的另外两个女人——市委书记的夫人和司机谭军力妻子进屋时,这把锋利的刀终于见血了。
当时,由于根本没有想到别墅里会发生这么骇人听闻的事情,手里提着购物袋的两个女人登时惊弓之鸟一样愣在那里,睁大眼睛看着面前的一切动不了,既出不了声,也动不了腿,被迅速扑上去的程贵阳和吴荣贵控制。
她们几乎没有说话,既被杀害。
一人中弹。一人挨刀。
程贵阳说他没杀人,似乎是指他的刀当时并没有将谭军力的妻子杀死,她还有一口气。的确,司机谭军力的妻子董玉洁是在后来的抢救中死亡的。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
这一细节改写不了程贵阳杀人恶魔的身份。
结案前夕,刘海洋望着讯问笔录陷入沉思。
难道世界上的暴力犯罪都是这样吗?他的意思应该是说,是不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包括程贵阳(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穷苦人,尽管他曾经沧海,在较高层次工作生活过。但骨子里,他似乎始终认为自己跟他们一样。)他们都处心积虑地安排生活,选择道路,作出计划,到头来却被认识不到的力量搞得一败涂地?他指的不是外部力量,机会和巧合,它们总是存在的,无论对于谁。
他指的应该是深藏在人们心中的力量——无奈与邪念?
当他们的一切都不复希望,那种狂涛巨lang,奇思怪想,难道说只有到了生命绝境的时候才能意识到吗?
※※※第二天是星期天,吃午饭的时候,刘支队长在食堂碰到了局宣传处的一位副处长,他们商量如何开好明天的新闻发布会,副处长说明天他作为新闻发言人负责这件事。
“你打算怎么办?”刘海洋感兴趣地问。“对一些细节,无可奉告?”
“不,”副处长谨慎地说,“我也没经验,不过,很难对付,那些记者。他们肯定会问一些**问题,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准备‘完全坦率地讲’,‘实话说’。
我已经看完了你们提供的全部材料,这几天就演练这个了,呵呵。这几个人,各不相同,从讯问笔录来看,说个有性格也不为过,这种人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他们也满不在乎了,但是面对记者,你让我怎么说?怎么说合适?”
刘海洋让女服务员借来一支笔,在空烟盒纸上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拉了一个单子,像个提纲挈领的东西。首先把侦查的原则写上了,下来是推理思维、分析、领导指挥和采取措施、捕人、审讯。他细心地把审讯的多种策略都标上了。他要副处长注意这几个要点,他相信这也许是记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
“可是,”对方仍然顾虑重重,“这毕竟是个新事物,我怕说不到点子上,怎么办?”
“没有办法。”刘海洋摇摇头。
又说:“提前喝点酒,只一口,也许是个办法。”
“喝酒?”
“怎么?应该。”刘海洋说,“做到心中有数,随机应变。”
“也许吧,”副处长说,“好吧!”
案子破了,总要有个交待。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滨江市公安局刚刚建立,因此他们准备得非常隆重,但由于缺乏经验和必要的训练,难免有仓促上阵之感。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新闻发布会在市公安局警官礼堂召开的时候,各路记者因为此前早已知道了犯罪嫌疑人是谁,但对于他们的作案动机、手段、如何进入市委书记的别墅、如何开始杀戮以及一些细节问题很感兴趣,穷追不舍。
其中,也有人问到了审讯问题。他们想知道,面对如此穷凶极恶的杀人恶魔,警方用什么方法最终让他们开口说话。
好在这些问题,正是发言人准备得最为充分之处。他从容不迫地对此做了很好的阐述和解释。
他告诉记者们,在审讯中,程贵阳、吴荣贵和向左志三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经历了四个阶段:试探**底阶段、对抗相持阶段、动摇反复阶段、供述罪行阶段。
一般而言,在讯问时,重大犯罪嫌疑人在畏罪心理的支配下,会有三种选择:或一进入讯问就认罪服法,彻底交罪;或直至侦查终结仍顽抗到底;或先抗拒后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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