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罗书记，如果您多看看中外语言学界的情况，就可知道主流并不代表都是正确，而且您面对着一个行内和行外大大的“他们”，不光是赵吉林和我几个“外行”。
所以您对待举报应冷静说理，对百姓的事应放在以上，应尊重不管是不是同行的一切对手，不必一口恶气撒到您大为不屑的“诽谤者”身上来。
以上拙见，谨供罗书记参考。
据说，罗守道书记看过这封信后顺手扔到一边，他认为“谈语言理论和政界学不该是文学家的义务”，更扯不上诽谤他的赵小鬼儿，这可能过于傲慢。不想当我的秘书了，天天在家写字，只能在语言学家的指挥下有所作为，不可这样无礼指责。
他唯一没有想到，为什么滨江百姓一边享受着城市经济改革带来的成果，一边谈论着滨江市民生的日益腐化，官僚主义的日益严重，发着社会分配不公的牢骚，且时常会出现“一官进监狱，百姓齐高呼”的场面。
程贵阳后来在警方的讯问时称，即使法院认定赵吉林举报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也未必就可以裁决其构成了诽谤罪。因为此案中被指“诽谤”的对象是特殊人物，即政府官员。
即使是公民对市委书记的批评不符合事实，也不构成诽谤罪，公民对官员的批评并不以“真实性”作为衡量其是否构成诽谤罪之准则。一个有效的、有作为的领导，如果认为公民批评得恰当，那么就应该及时纠正自己的不当行为；如果认为公民批评得不当，那么就应该及时出来释疑，而不是通过公权力下的暴力手段将公民拘捕，甚至残酷无情地迫害。
这一点，他尤感气愤。
因为他认为如果不是赵吉林命大的话，他跟自己一样无法从战场上活着回到家乡。如果不是战友命大，他可能也就无法从昏暗的牢房里活着走出来。
后来有一次跟赵吉林在一起喝酒，谈起举报后的种种遭遇，程贵阳听了不禁令人潸然泪下。三个多小时的交谈赵吉林介绍了自己被抓被打被关的所有经历，说到那次大便被打得拉在裤档里，不禁痛哭失声，让他觉得非常郁闷和心酸。
而当满面沧桑的父亲看到女儿成绩单上的“优”而露出的欣慰的笑容和懂事的女儿发誓要努力读书，争取将来当上大官以回报父兄时，身旁的妻子早已泪流满面。那时候，赵小鬼儿还在到处告状，将来是死是活能不能找回一个说法还不知道。
最后程贵阳摇**晃抹泪回家。
赵吉林父女在大门外洒泪道别之场景，及他妻子的哭诉恐怕让当时的程贵阳久久难忘：“孩子欲罢不能的哭声让我举步艰难，又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折腾得快散了……”。
突然想起另一个老军人曾经满怀希望、又不抱任何希望前来找他帮忙的情景，诉说儿子为到七哥的夜总会找女儿被打成重伤后来死亡、高血压的祖母为了给患性病的孙女治疗，到市委门前哭诉，受伤弯曲的胳膊、衣衫褴褛的孙子、因思念儿子(爸爸)而哭成一团的那家人、以及一连几天在清晨的薄雾中诉说孙女最终因性病死去，尸体在哪里都找不到，等待罗书记上班的无奈的背影给人留下的强烈震憾。
每次让他心痛的同时总是给他留下无尽的反思。
那时候，程贵阳只想说服自己曾经为之忠诚服务过的主要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所作所为，过问一下有关问题，但得到的反应简直就是对百姓的呼声置若罔闻。
不知道这个人和“有关部门”还有一点公仆的良心没有？程贵阳不是没有记者的洞察力，只是没有那种勇气和果敢而已。
他送给了罗守道一颗子弹。
当然，故事并未至此结束。
无疑，国家也将送他一颗子弹，以平民愤。
……
整个审讯过程中，程贵阳常常走神，有可能像所有罪犯一样，想发现自己的能力。他过去写的那些小说全是瞎编的，而眼前这一切却是真实的。他体会到什么叫审讯，就像当年体会到什么叫上战场一样，真实仍然无法阻止他陷入幻觉，好像思想又回到了十几年前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那个哨位的洞口被敌人的炮弹炸塌了，需要休整。程贵阳怕新兵出意外，自己早早地起来在哨位前的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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