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情不自禁想起了程贵阳的《犯罪日记》。
那些事跟吴荣贵、向左志有关吗？
只有他们能说清。
要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说出来……
※按照大家反映出来的情况，后来支队长和政委、三个副支队长研究制定了审讯方案，大家下楼分头去看守所提人。
既然找不到意志薄弱、有悔改和立功赎罪愿望的犯罪嫌疑人，就不适合集中力量对其中之一进行软化和突出审讯，也不能指望他们三个人里有哪一个愿意配合专案组，早日使真相大白。
那么，干脆就程贵阳，吴荣贵，向左志三个人一齐审讯，三管齐下，齐头并进，在审讯中发现缝隙或矛盾，再想办法和随时随地调整方案。
实事求是，是刘海洋侦查讯问一贯遵循的总的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臆断，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他为刘队侦查讯问定立的根本立足点。
侦查办案的核心问题是证据问题。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正确处理口供与其他证据关系的基本原则。反过来，证据又是制定讯问方法和策略的物质基础。
将它们灵活机动地予以运用，相辅相承，又可以起到重调查研究，反对单纯坐堂问案，运用科学的工作方法-正确处理好坐堂问案与走出审讯室开展调查研究的意外之效。
还有一点：严禁逼供信。
这既是侦查讯问不出或者少出偏差的重要保证，也是支队的规矩。
“刑讯逼供可以使顽固不化的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还可以使意志薄弱的无辜者受到法律的制裁”。现代法治国家都有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我国的法律亦不例外。
但是，刑讯逼供现象在许多地方却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为什么会如此？任何行为都受到意志的支配，那么，意志又为何支配一些人去实施法律所禁止的刑讯逼供行为呢？
刘海洋力求排除非法证据效力的证言证词。
针对个别侦查员特别是有关小组负责人在审讯、诉讼观念认识方面存在的偏差。单纯追求破案立功，片面强调审讯、诉讼效率，认为刑讯逼供不可避免，迷信“口供是证据之王”等导致“刑讯逼供有益于获得口供”的偏差，他决不客气。
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但一般来说，最基本、最普遍的动机是为了破案，也就是说，多数情况下，刑讯逼供并非出自于恶意。
因为痛恨犯罪是刑警们的普遍情感，当他们面对一个可能罪恶累累的犯罪嫌疑人时，当他们认为某个犯罪嫌疑人狡猾抵抗时，任何人都不由得心头火起。
同时，不打不招又历来是犯罪分子的一种普遍心理，只要有一线机会尚存，绝大部分犯罪分子都不会主动放弃逃避制裁的希望。
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古往今来，刑讯逼供便时时成为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迫使其从实招来的一种手段。还有些人在道义上和理智上反对刑讯逼供，但当自己成为事实上的审讯者时，也恨不得将被讯问者狠揍一顿，至少可以给他个下马威，让他明白自己的处境并不乐观。从而老老实实道出真情……
这种普遍存在于人们思想深处的暴力倾向不容易彻底消除，因为长期以来，它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和行为惯性。
可是，刘海洋时时刻刻告诫部下。
不行！
尤其面对程贵阳、赵小鬼儿、金善女和吴荣贵、向左志这样的嫌疑人。
从公说，是担心讯问出现反复，被反咬一口。而从私讲，无疑他不希望任何人因此犯错误，自毁前程。
可是，问来问去，审讯很难进行下去了。大家分析程贵阳、吴荣贵和向左志的状况，较量以程贵阳始终沉默宣告终结。而审讯人员再次和吴荣贵，向左志交锋时，吴荣贵照样咬牙硬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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