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刘支队长，我有一个问题，可以吗？”一声提问，将刘海洋从恍惚中拉回现场，一个**挂着采访牌的清秀小伙子要求回答问题，他点点头，很客气，他对他有好感：“请说。”
“犯罪嫌疑家已经清楚了，警方的信心我们也很受鼓舞，现在我想问的是，案情结果如何？作为刑警支队长，你个人对这起市委书记灭门案的看法是什么，它会不会对全市经济发展、投资环境和社会治安方面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这个问题很尖锐。
不影响是不可能的，不说别的，过去谁知道滨江市？现在可是尽人皆知。
而要回答这个问题，离开被害的罗守道书记就无法回答，可那是个大文章，他现在只想简单地说明这个问题。
“也是，”他点头认可，“市委主要领导被害，有钱人随时随地可能被绑架，那谁还敢到你这个城市或者地区来投资？而投资萎缩伤害的仅仅是有钱人吗？有钱人不来滨江市投资还可以去北京去天津，而失去就业机会的老百姓却不可能随随便便移民到北京或者美国去。”
笑声。
“真话。这是我的责任。案情结果怎样，相信不久也会给大家一个满意交待。的确，与近年来多起特大恶性-事件相比，发生于偏远封闭地区的滨江市程贵阳案，并没有引发普遍的恐慌和社会思考。”
“程贵阳案的发生，无论是归因于个人的心理变态与人生挫败，还是社会的人情世故与利益纠葛，都因其突兀而来的个案性，让意欲追问的人们无语而止。”
“包括你们——在场的各位记者。当年的马-加-爵案，给社会留下了青少年犯罪与大学教育反思的诸多话题；河南杨新海连环杀人案等恶性案件，令社会检讨治安防范与犯罪侦查系统的运作；深圳周一男灭门惨案，引发社会流动、贫富差距与恶性犯罪的*探讨……”
“唯有程贵阳案，似乎无涉于当前的各种制度性检讨，而仅仅呈现为极端之恶所带来的人伦震惊，这使多数关注都表现出肤浅的看客心态和人世嗟叹。包括我自己在内。坦率地讲，最初几天，我也把它仅仅看做恶性案件而已。”
“可是，随着我对案情的进一步了解，我不这样看了……”
他的话，说得非常实在，就像他本人平时对待许多事物一样，不张扬，但令人信服。
他看了看下面那些记者，自己笑了。
静得出齐。
支队长受到鼓舞，索性更加放开来谈。
以前，他最不喜欢的有限事情之一，就是从不轻易接受哪怕是央视来的大牌记者的任何采访。不是牛逼！不，主要还是他的性格使然，同时，还有一个他不愿意对人说的事实。
那就是，他既不想宣传自己，也不想面对那些无孔不入却胡说八道的记者，免得给自己带来不利。
他上位，从下面一步步干到现在这个重要位置，完全是凭借自己扎实的能力和实干家的信心！
今天这个场合，可以说对于他而言实在少有，同时也是省公安厅肖子鑫厅长要求的，希望他不要回避记者，要告诉他们一些情况，避免谣言传播。
这是争取主动……
不过对面这些记者，给他的感觉并不轻松，“然而，程贵阳毕竟是这个社会真实存在的个体，并不容大众拟剧化的想象与恶魔般的归类，无论从他当过市委秘书的角度，还是他现在从事的职业——作家，他的所作所为都令人难以理解。使其恍若与现实社会不曾发生过联系。
就他曾经的身份，做过的工作和所有经历，这个疯狂对自己有恩的人下手的凶徒，同时也是一个关心子女前途的父亲，一个在生活中成功扮演正人君子的中年男人，甚至还是一个讨人喜欢尊敬的‘作家’和论坛版主。
不要笑，写过很多东西，我看过，网上有，都在搜查证物里放着呢，一个聪明与个性同样显眼之人。
案发后，我们一切寻求逻辑方便而刻板归类的推理，都不及生活的细节繁复、社会的复杂琐碎来得更有说服力。因此，我们迅速调整侦查方案及后来的审讯策略，极力避免经验主义，到今天也不好对程贵阳下简单武断的定论。”
“所以，”他摇头，又点点头，“媒体与公众也不应止步于罪有应得的报惩心理，而做出恶者天生之恶、善者由来之善的偏颇论断。
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以最大努力还原生命本身的复杂性，从而为社会累积生命之善，比之以简单的事后追惩去指认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狂’更有意义。这恰恰是媒体报道类似事件时屡屡错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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