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公安局有数以百计默默无闻的刑事、技术、侦查专家，据称其中一部分都在负责解决近年来悬而未决的众多挂牌命案。他们努力地工作，恪尽职守地花了或多或少的数月、数年时间研究案发当时留下的文字、照片或影像资料，中心任务是：如何尽快地找到销声匿迹在茫茫人海中的真凶，旨在找到将它们送上手术台、或者至少能阻止它们再次发病的办法，清除那些使社会肌体隐隐作痛或吱吱作响的毒瘤。
与这些人相比，刘海洋无疑是“幸运”的，作为刑事主管，他只研究刚刚发生的这起程贵阳案。但他同样需要追溯尘封在此案背后的一些历史成因。
他现在追踪的就是尽一切可能核实并锁定枪支来源这条线。
确认或排除。
大门外柳雅致关上手机下车，走进刑警支队大楼。
她不是有意拒绝或回避跟老总继续交流探讨。老总一走，她知道她又是病犯了，说服不了自己就跑到卫生间去蹲着。然后再回来想方设法让自己屈服。她突然看见墙上的壁钟指针已经到了自己跟支队长的约定时间，她决定不等了，退出争吵，见了支队长之后回头再说。
他们相约几分钟之后见面，地点是在楼下的一间值班刑警居住的集体公寓的一间小办公室里。这是刘海洋的意见。几十名媒体记者，整整在公安局内外守了一天，就在截稿时间到来前的最后一刻，许多人还无法将他们的想法落在纸上。“他们一直坐到天黑，快下班才撤走，干你们这行，赶写一篇稿子看来真不易。”见面后刘海洋说。
他理解，同情这些新闻人，谈话中的观点对柳雅致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他声称自己也很头疼，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应付案子本身，包括指导工作，要程贵阳的一切信息和口供，追查枪源和其他同伙，追踪赵小鬼儿等等，一方面，还要面对领导，包括市委及更高层领导的随时电话询问。
寻找可以使这一切平衡的“指导方针”是根本没有希望的；所有为被害人、案件本身、社会舆论、进展情况付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数以千计的人为的“破大案”，可是程贵阳到位，却一时一刻无法“拿下”，怎么能面对数以百计的各级领导询问下的庞大问题呢？
只有唯一强大的人性杠杆可以考虑所有那些复杂的问题，即：程贵阳愿意说话，说真话，决定告诉他们谜底。但到目前为止，所有一切交待都会给他和同伙带来麻烦，所以他顽固得很。程贵阳和他的朋友对这个问题早已有了非常重要的认识，至少对他们来讲是非同寻常的，这些人将如何面对呢？
更关键的是，他还要天天面对纠缠他的各方面记者。他告诉柳雅致，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就像制造一台复杂的永动机。他们可以整夜探讨它的各种细节，数据，关于那些飞轮、齿轮和滑轮。但是，一向信心十足的张铁山认为，制造永动机是不可能的事。面对程贵阳，那是徒劳的探索！是没有结果的！
只有动刑。
请示几次报上来，刘海洋感到遗憾，进退维谷。
他相信，程贵阳不是什么铁嘴钢牙，重刑之下，他或多或少会有所交待。无论经验还是事实，对此他都坚信不移。但那样一来，首当其冲的不是他本人，而是公安局长！
刚刚有刑警在不久前被送上法庭，所为之事正是目前他所受的困境，个别同志不冷静触犯了法律，被犯罪嫌疑人家属控告。柳雅致似懂非懂地听着，离开时，手中的材料袋交还给支队长。支队长笑笑，拿在手里打量一番，看样子他忘记了想跟她谈谈，听听她感觉和想法的话，因为他没有再提这个话题。当然，也许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他，她不好问。
可能没有一个警察主观上喜欢刑讯逼供。可面前这个剌猬，他们该怎么办呢？支队长当然不是向记者讨教，而是一种愤怒，一种自语，一种**。对于柳雅致的唯一一个询问，也是她此来的第二个目的和最后努力，刘海洋回答得非常坚决：“不行！”“别说现在案子并未全破，即使全破了，我也不能同意你们把《犯罪日记》的内容全部捅到社会上去。”
基本跟柳雅致的想法大同小异。
路上，坐在车里柳雅致非常沮丧，觉得无法回去面对自己的老总。
※刘海洋一分钟都没有在那里停留，回办公室锁好材料，下楼。程贵阳不开口，不是还有个金善女吗？总会有些收获。只要工夫深，铁拈磨成针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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