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六月,太阳正毒,气温酷热。在边远小乡镇,有时候他们住的简陋小房间里,连个电视都没有,更不用说电扇,整日被汗水浸得湿**,傍晚屋里,更像钻进了笼屉似的。
旅店老板见了,不过意,又不解:“你们干吗遭这个罪呀?都是省里的大干部,又有车,干脆少干点,早晚回县城大宾馆住多好。”
张海山副总队长笑笑:“不用,将就住吧。”
老板哪里知道,这个面容朴实、和蔼可亲的人经多见广,多豪华的酒店也住过,多丰盛的酒宴也吃过,然而,同样是这个头脑睿智、令犯罪分子胆寒的人办案过程中却最能吃苦,随便什么小吃、方便面、蛋炒饭,在农村,小烧酒也行,什么小饭馆、小旅店都行,两三块钱的小烟也抽,五十多块钱的好烟也行,胸襟广阔,心态平和,无欲无求……
总之,没挑儿。
因此深得同志们爱戴和尊敬。
在这种条件下,晚上这些人仍然在灯下紧张地整理材料,核实具体内容,讨论案情,布置次日工作,而且他们手里的经费也快花完了。
后来有服务员偶尔听说了,跟老板说:“哎呀妈呀!当警察也不容易呀!”
调查走访,询问被害人是艰苦的,经过努力,大部分妇女都已经接受了专案组调查。但也有几个人无法找到,她们居住偏僻分散,找着也不敢说,不想说,怕谈。
找人就费劲,有的家说不在,又出去打工去了,又出国了,又……
概而言之,难。
张海山和费永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亲自出马,带五台车来到江边。一方面要研究涉嫌犯罪人员的心理,另一方面要亲自做最后几个被害人和家属的工作,打消她们的顾虑,站出来为打击犯罪作证。自始至终,专案组都紧紧抓住关键环节,一环套一环,*细致地进行工作,由内到外,由表及里,坚持一个也不遗漏,一星期内最终感动了她们,突破了最后堡垒。
其中有一个叫徐爱敏的女人最具代表性,她的讲述字字含泪,声声泣血。
她说一进那个别墅她就想逃跑,但当天也跑不了,因为人生地不熟,不懂他们的话,为了逃跑她跟柳云、郑贞子说过要跑,还有李小丽,为了逃跑,装着给他们看,“好好干”,找机会才能逃跑。4月4日和4月5日,姜天军找到她们卧室让她们赶紧下去陪客人,屋里都是她们姐妹,因为姜天军还经常骂她们说整死她们埋起来谁都不知道,所以一个个吓得乖乖下楼……
这是最让徐爱**到最屈辱和最难堪的一次。
她已经42岁,在家乡是xx厂下岗工人,丈夫也下岗,儿子20岁上中学,女儿11岁上小学,一家四口人虽说日子过得紧巴巴,可她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到南非后会落到这步田地,被迫做出那么对不起丈夫和儿女的事情。
那天她下楼一看,客人才20岁,就跟自己的儿子差不多,广东人,在南非做生意,老板让她陪,她不敢不陪,洗盐浴后客人又跟她发生了关系,当时她死的心都有,那个小伙子跟自己的儿子一样年纪啊,羞辱心让她泪流满面。
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她实在也没办法,要活命,不挨打,只好认命收屈从,在客人走之前,她跟他偷偷要了60元钱(兰特),因为她想往家里打电话,买一个电话卡是60元的,另外,她们如果不跟客人要小费,于涛和姜天军还骂她们傻B。
要了,完事还要被他们要去,到不了自己手里……她们经常哭,偷偷的,不敢让人知道,知道了还要挨骂。
在最后逃跑的那天,她之前偷出来一个避孕套和那天她接客的“上钟卡”,上面有她签字和姜天军、赵铁成的签名……
她说:为的就是拿回来好当证据。
张海山、费永生和所有侦查员们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
同时,正如张海山队长和费永生副队长判断的那样,经过他们亲自做刘祥妻子的思想工作,刘祥妻子终于提供了如下重要情况:自从刘祥主动到江边州公安局“投案自首”,“讲清情况”后,回家的第二天,即匆匆忙忙离开了江边。
情报中心传来的信息是:目前此人在省城,还搞原来的行业!
至此,工作重心从调查核实向准备实施抓捕于涛等人转移……
“立即返回省城!”
张海山副总队长命令。
一上车,这些紧张忙碌了数日的汉子们就依偎在舒适的日本丰田车里睡着了,几乎睡了一路。他们太累了,可惜了一路的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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