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跟陈倩出去买东西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栾小敏。
在姜天军为她们制定的花名册上，最先出现(以时间先后为序)就是这两个人。她俩以对老板柔顺和听话出名。
据其他同她们一起干活的人说，每天晚上，妓院一开门，陈倩、栾小敏总是第一个下楼，接受领导——有时是于涛，有时是姜天军，反正他们都是主人——的检查。
要是被老板挑出了毛病——指甲没有修整齐呀，头发上的蝴蝶结同裙形的颜色不协调呀，卫生防护用品没有及时发放呀——等等，她俩总是毫无怨言地上楼下楼奔忙，去认真改正。
当然，后来妓院被封后，有了最受罪、最艰苦、最没意思的活儿，比如在警察局被关进监狱前以及跟其他受害姐妹在一起接受调查等等，也总是由她们承担责骂。
陈倩也以两面派和告密者的身份著称。她虽然也是受害者之一，但同时她又协助管理其他受害姐妹。
每晚为老板接客、记帐、收钱和发放卫生用品忙前忙后。有两件事情，奠定了她的这些称号的基础。
其一是：客人上门，挑选好合意的女人一起进入房间后，不知出于好奇心，还是闲极无聊，她总会情不自禁猫儿一样蹑手蹑脚凑到窗下听风偷看，监视他们如何交易，服务的姐妹有无接受客人的馈赠或兰特。
如果有，客人走后，不用老板询问，她就会主动出来干涉，勒令那位姐妹退出赃物。
于涛有规定，凡有此种情况，要处当事人一定罚金，闹得有人好几个月才能还清。
其二是：偶尔姜x艳或赵铁成不在时，陈倩负责给姐妹们发牌子，有时候她耍个小花招，先给姐妹们多发牌子，然后再同她们分赃。
她耍这种花招，可惜并未管用，原因是刚刚开始这样干，姐妹们就造了反，随后逃之夭夭，东窗事发。
陈倩、栾小敏除了听话和告密以外，没有别的长处。长得也不讨人喜欢。老是伤风——柳云和姐妹背后说她们擤鼻子好像吹喇叭。
穿得像个花匠。只有喝醉了的男人，或者在酒厅昏暗的灯光下丧失了辨别能力的人，才会要她们。
据说，栾小敏或陈倩跟客人聊天时，老是唉声叹气地说些扫兴话——她们的口头禅都是“我命苦”。
几天几夜不停奔波在前往南非的路途上时，女人们兴奋紧张得连想家都顾不上，心情一旦松弛下来，离家仅仅不到一周的柳云、柳军姐弟和葛学玲、徐爱敏、裴兰花、陈玉镯、郑贞子、李小丽、刘满月、程美丽等思家情绪陡增。
现在姜天军宣布的那些事让她们好像被疟蚊叮咬后得了疟疾的病号一样，回到楼上躺在床上时，有气无力，更引发出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以及对未来命运的恐惧。
离开了丈夫孩子的女人在异国他乡一下子变得如此的脆弱和无助，三四十岁的女人们也只会在床上暗暗流淌眼泪，这眼泪与其说是精神打击带来的痛苦，还不如说是心灵深处受到伤害更为准确。
夜晚在不知不觉中降临了。有的失声痛哭，有的默默无语，有的悄悄擦泪。虽说她们暂时还不必接客，然而白天的会议内容让女人们越想越悲哀，既惊又怕。
要不了多久，她们的命运就会彻底改变，就连她们中唯一的男人柳军也不知如何是好，个个成了惊弓之鸟。
一会儿，大家又被叫到楼下开会，看到女人们这个样子，反倒激起了姜天军的信念，使他越发以统治者之材自负。
他是按具体而“宏大”的奋斗目标来策划、参与此事的。比方说，来南非之前，在国内他就成为于涛的铁杆盟友，于涛聘他为总经理，给他免费办理了出国签证，并答应“俱乐部”(地下妓院)运作起来后给他10％的利润，给赵铁成每月2000兰特报酬等等。
而且，他还热衷于证明这样一种理论：既然他在某一点上能够得到于涛的倚重，那么，只要上帝给他机会，他也能在其他方面大有作为。
现在，他希望用对女人们痛苦最小的恳谈方式来完成这一切。目的是向她们指出，她们别无选择，已经交纳的出国费用跟尽快进入角色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当务之急是付出更多的“服务”，得到更大的回报。
姜天军说：“你们既然出来了，赚不到钱也不能回家，而且在南非做这事儿也没人知道。”
但是这些淳朴善良的女人在短暂的精神崩溃状态得到缓解之后，以柳云为代表，还是立即予以严辞拒绝：“不行！我们按合同办！合同上说招我们是当饭店服务员，不是来当**的，我们说死也决不会干那种事，决不丢天朝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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