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山林大追捕开始后，尽管还没有人发现江老四到底藏身何处，但大兵团作战的气势已将东躲西藏的逃犯江老四追得“鸡飞狗跳”，魂飞魄散！
他有时一天之内要连滚带爬地在密林中窜好几个地方。
而指挥部针对追捕目标有可能出现的方位，连续三天大调整，紧紧盯住罪犯，虽然因种种原因使逃犯多次溜出“网眼”，但三次追捕部署大调整有力地震慑了逃犯的嚣张气焰，使其再也未敢进行新的犯罪，在山林里“惶惶如丧家之犬”，魂跑掉了，连在看参人的窝棚里偷到的鞋也再次跑丢了，整日心惊肉跳地四处逃蹿。
在整个大围捕期间，肖子鑫及其前线指挥部昼夜指挥调度着分布在山区的23个追捕分队，30多处村屯监控点，40多处设伏卡点和六道封锁线以及村屯治保组织和民兵武装，围追堵截，有条不紊，分路合击，井然有序，使几百人的追捕大军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战斗整体。
各级领导率先垂范，身先士卒。
肖子鑫、杨国才、姜国军、杨强、陈同义、孙业鹏等亲自穿梭奔波在各个战区，还严令衣服不湿不下山，罪犯抓不到不收兵……
那一时期的无形压力是异常沉重的，案件侦破了半年多，好不容易查出了犯罪嫌疑人，却又让这个王八蛋江老四跑了，令许多人抬不起头来。肖子鑫几次对身边的同志说：“案子破了，我们应该高兴，可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这次如果抓不到江老四，我这个局长就地引咎辞职，你们也别想干了。”
但是，山林大追捕战斗敌暗我明的突出特点，决定了逃犯匿身密林如森林中的“小鸟”，很难寻觅。如果仅靠公安机关的追捕警力无异*捞针，只能是盲目搜索，劳而无功。
这种时候，就更要充分动用和发挥机关和群众路线工作相结合的方针，依靠山区人民群众居住在沟沟岔岔里，生产活动常常延伸到密林深处，而且逃犯也需要维持生计，不可避免地要留下活动痕迹和接触当地人民群众的特点，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提供线索才能使追捕工作具有更多的“顺风耳千里眼”，关键时刻毕其功于一役！
因此，肖子鑫又说：“怎么抓住江老四？光靠我们现有的警力，在这样的深山老林里是肯定不行的，怎么办？我看办法是有的，就是要进一步再充分发动各村屯的群众，让他们做我们的顺风耳，千里眼，减少一些我们无效的奔波和失误。这件事，国才和业鹏，你们分别抓紧开会布置一下。”
在中国这种特定的大环境中，无论逃犯怎样狡猾也难逃人民群众架设的“地网”——只有人民群众支持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这一点，后来再次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在此次大追捕中，不仅真正体现了公安机关依靠人民群众的信心，也充分体现了群众工作的强大威力，再现了警民“鱼水情”的生动场景。
追捕大军进山伊始，肖子鑫和指挥部首先做出决策，抽调专门人员在逃犯出现的周边村屯设监控组，民警进入村屯后首先与村屯党支部和村委会联系工作，共同对村民开展组织发动工作，把逃犯江老四的罪恶行径、体貌特征、衣着打扮告诉广大群众，请广大群众主动发现和报告逃犯行踪。
在后来的追捕期间，四镇三乡46个村屯的广大群众共提供逃犯线索81条，基本是逃犯逃到哪里就有哪里的群众报告逃犯的行踪，为指挥部指挥追捕战斗提供了准确的情况汇报。如五里庄子村居民及时报告了家里食品、衣物被逃犯偷走和后趟子村报告有人进村“要饭”的情况。
兴隆村小卖店业主和江东村居民提供有一与逃犯人形相似的人曾进村买火柴、安定片和索要食物后连夜又逃进深山老林的情况汇报，以及河口村居民在山上放牛时发现逃犯曾经从后岭子一带下山等消息……无不增强了警方追捕的力度和信心！
呵呵——同样是在大追捕期间，由于各战斗小组和追捕小分队整天活动在深山老林，指挥部后勤补养很难及时送到一线，有的分队和监控点两三天得不到食品，而他们所到之处或驻地的人民群众都纷纷慷慨解囊，送水送饭。房东家的大煎饼吃光了，群众就推起水磨支了獒子再烙，小卖店的食品卖没了，群众就骑上车子出山再进货，追捕期间正是春季小雨连绵咋暖还寒的日子，当地群众就借棉衣、供雨具、拿塑料布给民警遮雨防寒。
各村屯党支部、村委会和治保会也充分发挥领导机关、基层组织作用，现场慰问，送钱送物，要向导给派向导，要民兵给派民兵，农民向导和农村民兵先后参战二百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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