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好在，天亮了。
昨夜心情，今日感受，全然拧成一股绳纠缠在一起了，惊悚越来越少，安全回到身旁。阮涛好象在故意暄染什么。必死无疑——他自己这样定性。
整个这些年来发生在悬圃县的几起大案要案情景被他“记录”得淋漓尽致，其中就有有关他参与侦破、策划或指挥的罪案，却不透露一丝目的与动机。真是一个奇怪而诡异的人！有的他参与侦破，有的他又是主使策划人之一，她低下头一边看，一边听着自己微微的**声，仿佛从哪儿飘来一股雾气渗透在她与工作笔记本之间。
这种雾气有一瞬间血腥味特别浓烈，突然使她不明白自己身处何地，是在自己舒适的家里吗？？
不能确定。实在是她看得太投入，笔记本里那些大案记录的状态和那天她去采访肖子鑫谈到的案发时的记忆混杂在一起，她又像是在市委的大门口，苦苦寻找不到采访线索，又像是在下午的公安局里，聆听肖子鑫的分析和建议，又像是仍坐在总编席开珍旁边谈话，要她无论如何“抓住”，也像是在昨晚的电视节目中听着那两个女人可怕的说话声……
一下子，恍惚中她的思路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令人关注的灭门案上去了！
哦！
王喜鹊想起9月28日那天的情景。那天下午，当她回到家时，突然接到了一个人电话，告诉她天赐泉山庄发生了杀人案，对方惊恐得语无伦次，说不清楚自己刚才看到的一切。报料人是个维修工，当警察到达，他们这些人已经被栏阻在山庄大门外时，没有人再能够提供这起灭门案件的详细内容和可疑细节。
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突发事件不但深深地刺痛了报料人，也让她惊骇不已。
包括此时此刻。
这时，身边电话突然发出声音：“铃……”
王喜鹊跳起来，遽然惊醒，她真的吓得不轻，手中的工作笔记本滑落到地上。太阳光已经照射进来，她顺手拉开窗帘，带着恐惧后的一丝余悸弯下腰一边捡失落的物品，一边感到脸热烘烘的。电话是报社打来的，告诉她有北京的特快专递。
“哦……是什么？”她嗫嚅着，手心里也沁出汗。
“确切地说不上来。”男同事礼貌地说，“我也是刚看到，好像是人民日报社的东西。”
“好的，”王喜鹊定了定神，补充说，“好的，我一会儿要出去，不重要的话下午或明天再交给我吧，好吗？”
放下电话，王喜鹊冲了一杯咖啡，她把工作笔记本打开在扉页上，放到一旁，手里握着杯子，旁边黑色液晶电脑屏幕中偶尔映出的她的脸色是那么荒芜与颓败。
民众有权利发表意见，尤其是对与自己利益有关的法律的制定。尤其是地方上的领导，大权在握，一意孤行，一旦得罪了不要命的老百姓，他们的生命也就有点可怕了，目前中国民间的声音有两种传达渠道，一是通过代表，二是借助媒体。
“自己不正是在努力地做这个工作么？”
王喜鹊想到，第一种渠道并不顺畅。代表与选民之间的沟通几乎不存在，很多选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权力赋予了哪位人民代表，而代表都是非专职的，想和选民沟通也找不到高效的机制来进行；第二种渠道同样未能发挥功效，在法案未向社会公布的情况下，媒体所披露的信息就显得格外重要，然而多数相关报道都是内容雷同的，而对一些明显有争议的条款都是避而不谈。
法律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所起的作用大小、取决于木桶最短的边。
无论如何，在天朝，警察的权力过大，当官的权力更是如此，对于处理社会纠纷会带来一定的便利和更高的效率，然而，不受控制的权力必然导致少部分人滥用权力。这时就会影响官场和警察队伍的整体形象，所有的警察都不得不为这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买单。而有时候，他们自己也不得不结束生命和官场生涯……
对于民众而言，警察掌握过大的权力，或许能够为多数人带来较少的福音，但同时必然会给少数人带来极大的伤害。而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少数人的利益和多数人的利益同样不应该被忽视，默许少数人为多数人买单的行为同样年可取。
因此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平衡警察权力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不平衡的后果是双方同样受到伤害。而达到此种平衡需要的是两者都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平衡的缺失就在于前者充分表达了观点，而后者的观点被严重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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