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开始，她第一个认识并开始重视、信任的人，就是眼下这个女记者王喜鹊了，报纸果然更有起色，自席开珍起，这家已经名声大振的晚报便时时披露政界、司法、财政新闻和丑闻，曾受到一些机构的关注和抵制，但在社会及舆论界却独树一帜，让同行刮目相看。
慢慢地，市里许多领导和部门，原来关注的目光渐渐地变得友善，抵制她的机构也转变了态度，其中原因不一而足，当然对席开珍的办报方针又爱又怕，许多无奈，背地里有人称她们是长角市的“焦点访谈”，不想得罪她们，毕竟大环境一天天在悄然改变。
席开珍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惊人的效果，非但没有让《长角晚报》滑落，反而一跃成为强龙之首，与她带有成熟的西方新闻观与眼下身处其间的国情、省情、市情很好地结合产生的独特办报宗旨不无密切关系。
她给《长角晚报》定下的宗旨是：树立或毁坏人们的声誉。
同时，她对记者的要求也非常严格独特。为了得到有价值的所需新闻，鼓励下属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其中包括不道德但不违法的手段。
而王喜鹊在众多记者中，是最会使用各种手段通过不同渠道获得最快最大限度新闻线索的女记者。然而这次突发的市主要领导一家惨遭灭绝人性的枪杀凶案，偏偏这名佼佼者在这场“风暴”的第一波中毫无建树。
呵呵，这很让这个中年女士心里不爽啊……
在当代，尤其是在长角市或悬圃县这种地级城市(县城)里，政治是众人之事；有助于社会沟通，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话语，不一定要说给掌权者听，更不一定要站在治国者的立场说话。一个普通公民的言论，应该负法律责任，也许应该负道义责任，但不一定要负行政责任。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集权的社会，统治者当然希望老百姓象羊一样温顺，不希望老百姓象狼一样，在这样的宣传教化加武力淘汰下，中国的民族性里面确实有不少羊性。
现在很多事情，多半是长官意志，有时候必须用去做幌子，往往的幌子恰恰又是**。学问就在这里面。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却不是人民写成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有时并不是历史本身。
真正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是读书人，但是很多读书人却往往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有学问算个什么？官大莫过于皇帝，而当皇帝也一直被那些吃政治饭的人看成是事业的顶峰。但是，你看一看那些当皇帝的有多少是有学问的？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些人学问齐天，可是他们不是生活上穷困潦倒，就是政治上厄运重重；“文革”中的牛鬼蛇神，那一个不是有学问的人。
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大师，而近五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却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们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政治学术环境。学术必须远离政治，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政治有太多的牵连，从吴晗到梁效，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无异于宣告了它的死亡。
这就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流派的存在。
文人的骨气，或者说真正报人的骨气，说到底是一个胆与识的问题，比如眼前的这位出国留洋归来的女总编，是舍身为国和顾虑为己的问题，又跟政治开明与否息息相关。文人失去骨气是文人的悲哀，有骨气的文人为社会所不容则是社会的悲哀。
只有政府官员时刻受到社会的监督，政府官员不能用权力来决定文人的命运，文人自会抛弃卑下的一面，去追求崇高的一面，文人就不必依靠他人而靠自己努力来自立于社会。反过来，还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来监督政府和官员，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治学与为官各有各的一套路数，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相去甚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各异，治学要冷、从政要热。所以，研究学术与从政为官二者不可兼得。如果非要兼得，郭沫若和吴晗的悲剧就是榜样。
而现在，长角市恰恰在这样一个**时期突然发生了领导遭遇灭门惨案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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