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官印

作者:大话正点



  领导不断督促破案,省厅刘厅长不断给市里和县里包括他肖子鑫直接电话施加压力,而社会舆论对县公安机关那一段在追捕徐小权一再失利的表现越来越不利,这场风暴只差没刮倒公安局大楼,直接威胁着肖子鑫到县公安局当局长后的政绩与一页历史。

  现在好了,肖子鑫可以稍稍松一口气了,他已经用长期以来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一支笔将自己锁定在了耻辱的位置上,对于阮涛的处理,数日来对新闻消息的封锁,也引起了人们的阵阵怀疑与不满。有代表问,警方把群众关心的情况及时向外界通报一下是不是更好?或者通过相关途径让百姓知情?

  也有人质问刚刚出现的新闻发言人是不是又回到了原来的保密制度时代?为什么在那么多省会城市包括国家正在解决新闻透明度的时候搞得这么紧张兮兮?况且,虽然阮涛身份特殊但并没有需要保密的东西。肖子鑫没有理会这些抱怨,他继续坚持着他的一贯做法。

  这一切,均随着阮涛离真正落网的日子越来越近,而让所有牵扯到金老八案的侦破接近尾了。

  此案的一线转机。对传媒的态度也有所松动。

  “说说吧,怎么回事?”

  肖子鑫笑逐颜开地询问道,安心二人便拿出笔记本——呵呵,就是肖子鑫面前这种,包括阮涛已经使用过无数个的那种,将最新获得的一些信息和情况向大局长作了详细汇报……

  这里,就不能不说一下官场上的官术了——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的谗毁诬陷之术,是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系或者人物之间为清除政敌而采用的一种阴险毒辣的攻击手段。它通过无中生有或者夸大其词的手法,编造和攻击政敌的短处和隐私,使政敌蒙受种种罪责和恶名,从而达到损害和清除政敌的目的。这种权术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攻击目的的险恶性。谗毁诬陷之术是一种有意识地以害人为目的的攻击手段。害人则是为了利己。谗毁诬陷之术的险恶用心还有一种表现形式,谗毁诬陷者与被谗毁诬陷者之间也许并不存在什么重大的利害冲突,互相间本来并未构成政敌的关系,但是处于嫉妒的心理,便投身于谗毁诬陷的行列。

  险恶的目的,需要借助卑鄙的手段,从本质上说,谗毁诬陷之术实际上是一种“借刀杀人”的伎俩,在害人者没有合法借口或没有足够的力量直接清除、加害政敌的情况下,谗毁诬陷之术便成为他们的有效武器。

  二是攻击目标的明确性。谗毁诬陷之术又是一种有着明确针对性的攻击手段。在中国古代的实际政治斗争中,才华出众者、行为不俗者、机运亨通者、丧权失势者,往往容易成为被人谗毁诬陷的对象和目标。

  三是攻击内容的编造性。谗毁诬陷者是根据害人的需要来确定攻击内容的,他们通常选择可以致人于死地的要害问题,或者对政敌从政治上进行陷害,使其承担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责任;或者从感情上进行离间,力图使政敌丧失权势者的信任和亲近感;或者从人格上进行污蔑,使政敌被社会舆论所唾弃。

  四是攻击后果的致命性。谗毁诬陷之术是一种很容易奏效的攻击手段。这种攻击的后果一般会对被攻击的对象造成致命性的影响,或家破人亡,或身败名裂,或断送前程。谗毁诬陷之术是一种主动攻击的手段,作为谗毁诬陷者的一方来说,总是处于占据主动的有利态势;作为被谗毁诬陷者的一方来说,在政敌的这种攻击面前,始终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地位,缺乏有效的防御手段。

  由于谗毁诬陷多是在暗中进行,被害者无法预先知道攻击来自何处、何人、何时、何事,常常在突如其来和出乎预料的攻击面前莫名其妙而不知所措。

  作为听取和受理谗毁诬陷的一方,对于谗毁诬陷的内容,总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他们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很难公正客观地做出判断。在中国古代官场上,相互猜疑和嫉恨是无法避免的,一般说来,只要矛头不是对准自己的,为上者不仅不会绝对排斥谗毁诬陷的行为,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意纵容和鼓励下属之间的相互谗毁诬陷。

  到了当代如今的中国官场,更是如此了……

  此类例子可以说数不胜数,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包括一个街道办事处,无不风靡一时。仅仅在一个小小的悬圃县,包括县委、县政府和下面的任何一个部委局,大致都是如此,局长一把手与其他手下的各个七八个副手之间,也永远都存在着这种权力与利益一致或完全相反的暗中角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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