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有学问算个什么？官大莫过于皇帝，而当皇帝也一直被那些吃政治饭的人看成是事业的顶峰。
但是，你看一看那些当皇帝的有多少是有学问的？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些人学问齐天，可是他们不是生活上穷困潦倒，就是政治上厄运重重；“文革”中的牛鬼蛇神，那一个不是有学问的人。
此外，知识分子应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大师，而近五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却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根本原因在于作家们(学者们)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政治学术环境。学术必须远离政治，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
文人的骨气，说到底是一个胆与识的问题，是舍身为国和顾虑为己的问题，又跟政治开明与否息息相关。
文人失去骨气是文人的悲哀，有骨气的文人为社会所不容则是社会的悲哀。
只有政府官员时刻受到社会的监督，政府官员不能用权力来决定文人的命运，文人自会抛弃卑下的一面，去追求崇高的一面，文人就不必依靠他人而靠自己努力来自立于社会。
反过来，还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来监督政府和官员，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其实不然，看似宋庭挺傻，实则他心里早就想得透明白了：文学创作与为官当政各有各的一套路数，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相去甚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各异，治学要冷、从政要热。
所以，他觉得文学创作与从政为官二者不可兼得。
如果非要兼得，郭沫若和吴晗的悲剧就是榜样。
哈……
不过，好汉架不住耳边风，叫新婚燕尔的小娇妻反复前后左右这么一说再说，渐渐地，宋庭的思想也开始活动了……也罢！既然如此，不妨结业之后就去那个县委宣传部吧。这样，既可以每天跟文学创作打交道，又可以名正言顺地有工资拿，不至于没有饭吃，家庭生活也就有了基本的保障，不用再为饿着肚子写作了。
可是，这件事还没等到办，宋庭便意外地接到了来自悬圃县委肖子鑫的挂号信……
肖子鑫的信，第一封，到鲁艺的时候，宋庭已经不在北京了，当时，正赶上放创作假，在文学创作上，宋庭是有巨大野心和真正追求的，他希望写出真正具有哄动效应的文学作品，虽然文学越来越表现出一种下作和死亡气息，然而，他不管……
他相信文学不会死亡，更不会永远是这副模样，只讨好权贵，只会迎合和媚笑。
所以，于明辉的第一封信到北京的时候，事实上宋庭已经带着几封作协的介绍信打算奔赴大西北去了，他准备好好利用一下创作假，带上作协的介绍信多跑几个地方，就农村问题写出几篇报告文学，把自己的创作假完全用在这上面。
出发前，他先回家看了妻子，小住之后就准备出发。
肖子鑫的信却跑北京鲁艺去了。
紧接着，肖子鑫的第二封信也到学院了。
宋庭哪知道啊？
那时候，每天宋庭可能仍然在写东西，午夜之后可能就是跟妻子在床上娱乐了。****……**咻！嘿没想到，就在他打算告别妻子那天上午，忽啦啦，邮差一下子给他送来了十几封信，其中之一就有悬圃县县委办副主任肖子鑫的两封。
打开一看，好家伙，喜事啊！
我考，听宋庭这么一说，肖子鑫哈哈大笑，然后笑道：“哦，好家伙，原来这样啊！明白了，明白了。呵呵……”
他再次看看宋庭，再看他的妻子，心里已经颇为满意。
肖子鑫起身去了高书记办公室，想看看高书记在不在家，如果在的话，这边简单先谈一下，然后就带上宋庭过去见见高书记，大家一起吃个饭，在酒桌上把事情详细商谈一下……
可是，过去一看，高书记好象不在，出去了。
肖子鑫敲门，敲了半天里面没动静……
无奈，肖子鑫又兴致勃勃地返回来，对宋庭和他妻子说：“高书记不在，可能下去了。这样吧，你们大老远来了，挺累的，我先安排你们到宾馆休息下，然后快中午了，高书记、张主任咱们一会儿一起吃个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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