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这样指责：“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绅士民，询及潮郡厘税，合计杂货之厘、洋药之厘、汕头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两，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也。潮州为粤东腴郡，而厘税之少如此，外此已可类推。”这是有意歪曲事实。从钱江 创设就货征税的厘金以来，最难办的就是广东；当郭嵩焘莅任之初，就曾会同总督毛鸿宾奏明。广东办厘的情形，有异于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广东的形势，“澳门据其西，香港绕其东，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属之洋人，而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一切劝捐抽厘，从不敢一过问。其有意规避捐输者，亦多寄顿香港，希图幸免。统计出入各货，凡大宗经纪，皆由香港转输。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粤东兼有逋逃之薮。”
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广东的士绅，往往包皮揽税捐；厘金开办之初，亦由劣绅承包皮，任令侵渔中饱。而公私交 受其病。其后收为官办，则原来包皮厘的劣绅，因为失去特权，心有不甘，从中煽动捣乱，聚众捣毁厘局之事，不足为奇；官府胆怯怕事，不敢惩办祸首，反而撤去委员，或调动府县地方官，以裘发协。而结果是越迁就，越棘手。
从郭嵩焘到任后，以易除中饮，讲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顿厘捐，颇有成效，从未设局的琼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开办。至于潮州，就广东而言，偏处东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广东边境时，方由潮嘉惠道张铣，设法开办；数目虽少，但总是一个开端。潮州的民风，因势利导，好话说在前面，无事不可商量；强制硬压，则偏不服从。
张铣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认厘捐，以后可以陆续增加；而况贼势方急，官府与绅民之间，为此先起争执，是件极危险的事。这个看法，郭嵩焘深以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实，只强调每年只收得三万银子，却不说这三万银子来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万，以后三十万亦有希望。最恶毒的是，左宗棠又夸大广东海关的收入：“闻海关各口所收，每岁不下二百万两，其解京之数，无从稽考。此项若能由督抚设法筹办，于正供固期无误；而于该省筹饷大局，实裨益非浅。特此为二百年旧制，非外臣所敢轻议。”接下来便是保蒋益澧了。他说：“臣率客军入粤，偶有闻见，自不敢不据实直陈。至兵饷兼筹，任大责重，非明于开济之才，不能胜任。浙江 市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
这就是所谓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话上：“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以节制三省军务的总督，如此推崇，分量实在太重了。
左宗棠以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这样降心推崇，也实在不类他的为人。因此有人传了来一个内幕，说是闽浙总督衙门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蒋益澧一万银子的红包皮，力主加这“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十个字；如果流言属实，算起来是一字千金。
不过，行贿之说，虽不可知；而就事论事，却非有此十字不可。蒋益澧的才具如何，军机大臣大都了解；无不以为他难当方面之任。是故虽经左宗棠在奏折中暗示，他可代郭而为粤抚，并利用李鸿章作陪衬，来抬高他的身价；而朝廷始终装聋作哑。现在左宗棠的这十个字，分量之重，如雷灌耳，那就装不得聋，作不得哑了。
不过，装聋不许，却可装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请，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着浙江 布政使蒋益澧，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粮饷。”
当保荐蒋益澧的奏折拜发之时，左宗棠对克复汪海洋所盘踞的嘉应州，已有把握。在十二月十二发动总攻，一仗大捷，汪海洋为乱槍所杀；十天以后，克竟全功。左宗棠在年底拜折：“收复嘉应州城，贼首歼灭净尽，余孽荡平。”
这一下等于肃清了长毛余孽，左宗棠本人班师回任，各军遣归本省；然则蒋益澧“驰赴广东”，办何“军务”，筹何“粮饷”？如果有力者作此一回，蒋益澧的新命，就可能撤消。左宗棠当然早就计议及此，于是借题发挥，对郭嵩焘逼得更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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