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关于“文字狱”的记录，不见于《明史》《明实录》等较正式的史书。经王春瑜、陈学霖等历史学家考证，大多为不实记载。
如上文提到的徐一夔，在野史中记载为明皇所杀。但是据《杭府志职官表》和《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徐一夔直至建文二年仍然在世；徐一夔所写的《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其日期为建文元年。因此“明皇因文字而杀徐一夔”为误。
野史记载僧来复（见心）的《应制诗》中有诗句触怒明皇，被斩。然而考证《补续高僧传》《继灯录》，可得知僧来复是因为胡惟庸谋反时，与胡惟庸互通消息而被杀，告发者为僧智聪。（所谓触怒明皇的《应制诗》，其实收录于《皇明雅颂》，颇得赏识。）上文提到的文字狱使文官人人自危，不得不设计标准措辞，实情是户部尚书茹太素等人所写的奏折过于冗长，字数一万多，朱元璋为防止再次发生，设立了文体规矩。
所设立的文体规范，有“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凶恶字样以外，无其他应避忌讳”的规则，意思是说如果皇帝的名字为两个字，使用此二字中的任何一个字无需避讳，也无需避讳皇帝名字的同音字。
编辑本段紧抓教育明皇在创立明王朝的过程中认识到，元朝之所以灭亡，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一登上皇位，他就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为了选拔能听命于皇帝的官吏，明朝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
九年（1376年）六月，山东日照县知县马亮任职考满，入京觐见皇帝，州里给他下的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针对这个鉴定，明皇的批示是：农桑乃衣食之本，学校是风化之源，这个县令放着分内的事不做却长于督运，这是他的职责吗？结果，那位马县令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被“黜降”了。
类似的事很久以前就发生过了。洪武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退朝之后，明皇召儒臣谈论治国之道，大家畅所欲言，只有国子学官李思迪和马懿沉默不语。明皇极不高兴，把他们给贬了。之后，在下发给国子监的“通报”中说：身为人师，应该“模范其志，竭胸中所有，发世之良能，不隐而训……”李思迪和马懿，出身草野，现在能与皇帝议论国是，皇帝这么虚心请教，他们竟连一句话都不愿说，对皇帝尚且如此，还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教学生吗？
对待“高级教师”（国子学官），明皇的标准更高了，除了关注国计民生，还要具备参政议政的素质。呵呵，可以想见，那些生活在洪武朝的老师，尤其整天在明皇眼皮子底下晃悠的国子学官们，日子真是如履薄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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