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不是当地没整治过，而是整治当年好一些，过后照旧。打击之后要不了几个月就死灰复燃，甚至比整治前还增加许多。慢慢的当地就不整治了。按调查组下去之后，一些人士所讲，“每次打击都是风头一过，所有的监管、检查就成了走过场。”
由此可见，政府监管的缺位，表明了一个现实：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村地区的小作坊、小煤矿、小工厂等基本处于失察和失控的状态；加之一些干部、公职人员的失职渎职，包庇纵容甚至充当黑后台和“保护伞”，使得一些非法窑主得以为所欲为、滥施**，曾子祥在调查中了解到，县劳动监察大队检查一个砖窑，发现有一个外地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属于未成年人。检查人员当场罚了砖窑两千块钱，并让窑主支付了少年一千块工钱，然后带走准备送其回家。可是，在离开这个乡的途中，这位少年却被“护送”他的一名劳动监察队员私自送到了自己亲戚开的砖窑，而且把人卖了一个好价钱。
这已经构成玩忽职守与滥用职权罪。
为什么官员会失职渎职，甚至与黑恶势力狼狈为奸？曾子祥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些黑砖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存在，经营多年后，利用地缘、血缘和业缘关系，已经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经济网、行政网乃至司法网。近年来，尤其是税费改革之后，农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原有社会结构已经大部分解体，部分乡村社区出现“权力*”。在这些家族势力、黑恶势力的强势面前，农村的基层治理逐步丧失效力，甚至成为黑恶势力的附庸和其做大做强的“帮凶”。他深切地感受到，在三江省这个现实世界里，劳动力价格的绝对下限，取决于最基本的人权能否得到保障。这决定于政府在其神经末梢能否有效行政，决定于一个社会能否自我维系基本的道德底线。
最为令他痛心的是，在三江省的黑砖窑里，许许多多被奴役的劳工们，最真切地体验到了两者缺失带来的苦难。
在黑山村黑砖窑的调查中，曾子祥离开村子时，一对中年夫妇站在村口拦住了他，这是黑山村本地村民。一年前他在当地一个煤矿打工时受伤，矿主置之不理，他的工资和医药费至今分文未得，“我们比砖窑里的那些人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的事能解决吗？”
他似在问曾子祥，又似在喃喃自语。此时，天空还下着雨，沥沥的雨声中，他的声音几乎难以听闻。但曾子祥还是听了个清清楚楚，他点头道：“一定会解决的。”
两天之后，黑山村所在的当地镇党委书记、镇长已到有关部门接受调查。核心原因是蒋正丰黑砖窑就开在他们主政期间，而且乡里的部分干部和村民证实，“蒋正丰的黑砖窑根本就没取缔过，都被钱给买了。”
三江省召开了全省进一步整治非法用工、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及督查工作会议上，省政府在会上对“黑砖窑”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黑砖窑事件的一个重要教训在于“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及时做出正确的回应。”
虽然这一反思尽管来得迟了一些，但一语中的。
媒体一下子就敏锐起来了。
电视节目影响不断扩大，随着网络的介入转载，全国范围内更加关注。
此后几天内，全国媒体迅速介入。黑砖窑事件成为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新闻，在舆论的高度关注下，接下来是一系列高层领导对黑砖窑事件做出批示。随着官方态度的明朗化，媒体对黑砖窑事件的关注度持续升温，在此后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黑砖窑事件始终占据着各家媒体、网站的头条新闻位置。
曾子祥知道追逐这层层迷雾下的真相还有一个过程，黑砖窑事件中存在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这些事很多。比如，一是为什么有的民工要违心的声称自己是自愿的？难道是因为胁迫么，似乎不像，因为他们被解救了。这是否说明这次解救会与往常一样，要不了一年半载又会死灰复燃？二是那位村支书，他的大儿子没有办理任何相关手续，长期非法开设砖窑，他不能说自己不知道。经常有乡镇干部和部门的工作人员到他家去，也不能说他们看不到砖窑的存在，却没有一个人向上级或在单位正式场合提及过此事。这说明了什么？三是曾子祥代表调查组见到了村支书，可媒体记者却是被村支书一再拒绝，这说明他知道此事的后果。石城县有关部门说曾多次检查过黑砖窑，蒋正丰的黑砖窑却能在几年时间里如此严重地非法用工却相安无事，直到事发，执法部门难逃干系。四是事件发生后，按理讲应把受害窑工安全护送回家，可那些呆傻的窑工家庭地址都弄不清楚，他们如何能安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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