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需要做的就是消化所知信息，把大量的情况掌握准确。
而对内地有关省市关于希望小学方面的情况调查，他还是不愿意就把一个川省、清江省调查后就告一段落。他让青基会一位副秘书长带队专程赴舟山省继续调查。
未完之事业岂能半途而废。
一周之后，案件在港开庭。曾子祥代表希望工程到了香港，也聘请了香港顶级的资深大律师，青基会方面还让邹小达等人作为证人赴港。
这个长达6年的马拉松案件，希望工程方面的代理律师陈述原诉方的法律意见就花了两天时间。在此期间，青基会委托的香港事务律师不断向代理律师提供各种证据材料。代理律师以原诉人的诉状为基础，全面陈述了港媒诽谤希望工程的言词细节，文中涉及的具体事件的真实情况，文章给青基会带来的恶劣影响，指出该文具有极度的诽谤性，使人感到或者暗示原诉人青基会对基金管理有疏忽，或者不胜任。
律师的陈述与法律意见虽然很全面，但曾子祥在庭上还作了补充，他说：“这官司没有结束的6年，因为港媒的诽谤原因，内地公众给予希望工程的捐款额由增长了20多倍，而来自香港的捐款额却由出现了下降6年下降6倍的情况，这与媒体发表的不实文章关系巨大。”
打的是诽谤官司，双方本应就媒体文章是否构成诽谤展开激烈争论，但庭上首先争执的焦点却是赔偿方式，这在开庭之初就形成了一个小潮。
法官本想避开这一点，但曾子祥认为，媒体的不实报道导致内地青基会的声誉下降，在海外的捐款骤减。他指出青基会因此遭受的损失这6年至少几个亿，这使内地无数需要希望工程帮助复学的穷孩子失去了机会。因此，港媒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面对这一要求，港媒当然不干了，对方的律师辩称：“青基会方面所提出的索偿方式证据不足，过于概括。这次诉讼只涉及香港人的捐款，其他海外捐款与本案无关，法庭不应受理。原诉人应当提出具体的个案以及个案涉及的金额才有足够的说服力。”
曾子祥亲自担当辩手，反对道：“青基会的捐款人都是潜在的，难以提供实质的损失数字。我们并非就每一笔具体捐款损失索赔，而是就名誉受损带来的一般性损失要求赔偿。”
基金会的代理律师也阐述了大量的事例。于是，港媒负责人与曾子祥、双方律师等就“一般损失”和“特殊损失”唇枪舌剑的展开争论，各自引经据典，宏论滔滔。
这是一场内地与香港实业体之间的较量，也是一场名誉损失与经济损失之间的争论，法官也是兴趣盎然的加入了讨论，他举例说：“有一位医生原来的病人很多，后来名誉受到损害，只剩下几个病人了，你怎样证明那些不来就诊的人与医生的名誉受损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他不是袒护港媒，而是考量内陆的法律知识。
曾子祥一听说笑，道：“病人生病了是一定要看病的，可他原来一直在这个名誉受损的医生这儿看病，就因为有人诽谤他看病存在问题，于是今后就不来了，这说明了什么呢？”
法官不解，“能不能具体举个例子？”
曾子祥道：“就如港媒称的那七千万捐款，他过去每年都会几千万捐给希望工程，他一直在做慈善事业，可这个失实报道出来以后，他再没有给希望工程捐过一分钱，这难道说明不了问题？”
“有点道理。”
法官算是明白了，可数额怎么算，他还是表示没依据。
对此，曾子祥提出电话连线询问。
法官表示认可。
于是，法庭上别开生命的玩了一回电话连线，表明大体上的意思之后，由曾子祥亲自向对方提问题。
曾子祥倒是胸有成竹，先来了一句题外话，表达了青基会对他支持内地希望工程感谢之意，然后道：“您在这个报道出现以前，连接三年按四千万、五千万、七千万的数额向希望工程捐款，这事还记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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