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天然看来，立志是修身、成功的前提。**泡!书。吧*人无志，则万事皆休。
除了当官不发财这一相对较小的志向外，曾国藩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他的大志就是他的《年谱》里讲的“澄清天下之志”，就是经邦济民，安定天下。这是儒家信徒最高的理想追求。
储才养望。储才就是储备才干。翰林院清闲，给了他读书的好机会。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发愤苦读先辈大家之作，如诸子百家，二十三史，韩、欧、李、杜等人的文集。他也读了很多治理国家的实用之学，如兵书、荒政、水利等方面的书籍，以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做大事做准备。
养望就是培养自己的声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提高知名度。曾国藩靠什么来提高知名度？今天提高知名度，比较容易，接受报纸、电视的采访，很快全国就知道了。那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他主要以诗文和奏折来达到养望的目的。
曾氏一生真正自诩的是诗文。30岁出头的时候，他就说他的诗文已达到很高的境界，只是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类人来与他谈论。那时候在北京官场士林中间，他的每一篇诗作出来，便有很多人争相传抄、争相阅读。在文人圈里，有很高的知名度。
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给朝廷上奏章。咸丰帝初登大位的一年多里，曾国藩一连上了五道著名的奏疏，都是针对当时时政，反映社情民意的。限于时间关系，我只举一个例子。他在一道奏疏里讲，官场问题很多，最主要的问题是官员的自身素质和能力不行。现在朝廷京官最大的毛病是“退缩、琐屑”。所谓“退缩”，就是不担担子，遇到事情往后退。“琐屑”就是只做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不去想大事那些和人生赢家抢男主的日子[快穿]最新章节。外官最大的毛病也是四个字：“敷衍、颟顸”。“敷衍”就是应付上级，自己不去动脑子，应付了事。“颟顸”就是糊涂。你问他，一问三不知，问钱粮不知道，问税收不知道，问老百姓的情况不知道。他说，假设“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他写这道奏折的时候，太平军尚未起义。一年以后，果然应了这句话。后来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起义时，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对付得了的人。太平军势如破竹，文武官员哪怕是钦差大臣拿着皇帝送的尚方宝剑也没有用，真的就是曾国藩讲的“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体制内没有人才，要靠曾国藩从体制外去寻找人才，自立一支军队。我曾经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这个事情，说曾国藩创立的湘军，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民营公司，是体制外的东西。
他甚至敢于直接批评咸丰皇帝，指出咸丰有三大缺点：谨于小而失于大；徒尚文饰，不求实效；自以为是，听不得批评意见。要知道，这个奏疏的背景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时代，批评皇帝，重则杀头，轻则撤职。此外，当时还有一个背景。曾国藩讲自从道光皇帝晚期以来，朝政非常疲沓，“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言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弊”。九卿指各部官员，司道指地方官员。“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已经成风气，大家都不谈。这个时候，只有曾国藩敢于上疏。这五道奏折，无异于政坛上的五颗重型炮弹，引起很大的反响。
他把这份对皇帝提意见的奏疏亲笔抄一份寄给家里。他父亲看了以后，为他捏着一把汗。写信给他，告诉他不应该以批评朝廷来表现自己的本事，而要从正面引导君王。父亲很担心这个事情给他带来祸患。但是社会普遍给他以很大的正面反应。他的好朋友刘蓉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把他比喻成一只凤凰，说他这五道奏疏将会引出一片朗朗晴天来。这是知识界对他的反应。就这样，曾国藩为自己制造了巨大的知名度。
通过“修、立、储、望”，曾氏在当时已经是人人皆知的政坛上的杰出人才。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运气好，使曾国藩在当时的官场上春风得意，飞黄腾达。他中翰林后，十年七迁，37岁便已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在湖南省，有清一代，37岁官居二品的官员，空前绝后，就他一个人。不久正式做礼部侍郎，后来又先后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官运非常之好。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没有后来的时世剧变，曾国藩也会在十年二十年后入阁拜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一位贤能名臣。然而命运却把他从平静的书斋官衙里推到血火刀枪的战场中，这个转变的结果是造成他的非同寻常的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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