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三军笑笑说，武书记，咱们公安上是人多枪多，如果是一对一地干，要活捉张君可不太容易啊！
武士龙说，你这话我信。
几圈下来，一结算，轻红赢了一万五，武士龙赢了一万，张无极赢了八千。输家只是朱三军一个人。
武士龙说，刚才是轻红一择三，现在是朱老总做了贡献，我们是三择一。
朱三军说，这能怪我吗，我也想赢，可惜我的手气不行。
接下来，朱三军接着说，按照张君的规定，平时绝不准直呼犯罪团伙成员的姓名，每一个人只能以经理相称。比如，张君称“蒋总”，陈世清称“刘百万”或“陈经理”，李泽军和赵正洪分别称为“李经理”和“赵经理”。
这固然有反侦破的用意，然而，它依然表明了一点，即在张君看来，抢劫杀人也是做生意的一种形式。
由此，才可以解释张君团伙在作案时的冷静和镇定自若。在他们脑海中，犯罪与其它谋生方式一样，只是一种职业，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只不过，它的风险更大罢了。
对这一点，当地一个的士司机的解释是，在“笑贫不笑娼”的功利主义驱使下，只要弄得到钱，就是本事冲吧泰妍最新章节。只不过，张君他们把一般人心目中“不能乱杀无辜”的底线也突破了。
正因为如此，把抢劫杀人做得更“漂亮”一点，便成为张君他们的一种“职业要求”。
为了实现这一点，张君购买了大量军事和侦破书籍，作为团伙成员的学习书。与此同时，在张君的亲自指挥下，他们经常穿着迷彩服，带上安有消声器的手枪在深山野林中练枪。李泽军由此练成了“10只麻雀，8只打中头部”的技术。而每天的必修课便是体能训练，一口气做200个俯卧撑一个都不能少。陈世清即因一次少做了10个，被张君打个半死。此外，每次作案之前，他们都得如同军事演练一样，用玩具车、木棒在桌子上做“沙盘演练”，认为万无一失之后才行动。
与此同时，张君团伙还将对规则，同时也是对道德的漠视发展到极致。
1998年10月，张君为了让陈世清、赵正洪“沾血”入伙，提出让他们杀死一人。一天，长沙县白沙乡金华村年仅19岁的村民王志刚正在长沙劳务市场寻找工作。张君以招工为名，将其骗至汉寿县一山上，*迫初出校门的王志刚**，陈世清、赵正洪用绳子将其手脚捆住后，几个人合伙将其折磨至死。
一个初出家门的农村孩子，就这样在父母的焦急期盼中死在了异乡。两年后，当苦苦寻找孩子的父母知道消息时，王志刚早已化成了异乡荒岗上的一堆白骨。
就这样，在悄无声息之中，一个高犯罪职业水准的、隐蔽性极强、没有任何价值观念的黑社会犯罪集团由此形成。
按照被称为“中国第一号刑侦专家”的乌国庆的结论：“这是我从事刑侦工作几十年以来所见到的最凶残的、武装到牙齿的犯罪集团。”
就这样，包括长沙友谊商城劫金案、武汉广场劫金案、常德大劫案在内的一系列惊天大案，在他们的制造下发生了。
张无极说，“10只麻雀，8只打中头部”的技术，我们的公安干警多数都达不到，一次连做200个俯卧撑，我们的公安干警大多数同样做不到。
朱三军说，我就说嘛，如果单打独斗，我们公安的胜算很少。
张无极说，武书记，看来下一步，咱们还是得突出一下一线干警的实战能力训练。我有一次下到某个基层派出所，那里的民警一个个挺着将军肚，俯卧撑连10个也做不下来。这样下去，很危险。
武士龙说，是啊，国庆同志说得好，“追得上、打得赢、说得过”是我们公安干警的基本素质。
张无极问，这三句话不是公安部提出来的吗？
武士龙说，公安部在2005年提的是“打得赢、追得上、跑得过”全国公安机关大练兵活动，不过这三句话有重复的内容。王国庆看后，把它改为“追得上、打得赢、说得过”，内容就丰富多了。不仅是身体素质追得上犯罪分子，而且追上了还能打得赢。不仅能打，我们的干警还能说得过，即要有扎实的法律知识和较好的口才，能说过那些胡搅蛮缠的人。所以我说，和王国庆相比，我是自愧不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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