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说，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分子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一些无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国家证件的，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的小国，伺机过渡；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证”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至于贪官的逃向，此间有专家分析，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那些有独立司法体系的国家。而那些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最看中的是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原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外逃美国，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外逃澳大利亚，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外逃澳大利亚，原贵州省交通厅长卢万里外逃斐济，原河南高速公路公司老总童言白外逃美国，而海内外“知名度”较高的厦门远华走私案涉嫌主犯赖昌星已经“赖”在加拿大十年。
而身份较低的则选择非洲、拉美、东欧或者其他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落脚后再伺机向西方发达国家过渡。
贪官出逃的路径已不那么神秘，通常会经过聚敛财产———海外安家———资产转移———择机出逃———滞留不归等几个步骤，初始阶段的聚敛财产过程与一般贪官相比并无太大差异。
“一家两制”是媒体的形象称谓：一些人自己在中国国内继续做官，配偶子女则申请绿卡或者外国籍。他们把自己所贪来的钱早些转移，并为自己披上“救生衣”，见机行事，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可以只身外逃。
外逃贪官很多是有权的“一把手”，也有直接与钱打交道的银行职员，如建行东莞分行原金库保管员林进财、陈国强，中国银行南海支行原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麦容辉等等。
在贪官当中，像曾丽丽这样的正处级干部根本排不上名次。不过她是商业银行的行长，因为平时是和钱打交道的，因此，她对国有资产造成的损失不亚于那些高官们。
出逃的最大官员当属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了。早在1996年1月，高严在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时，应香港某公司总经理韩某的要求，搭线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建，与其下属公司签订了1277nt. 平板电子书箱卷烟成交书，韩某因此而获利960万港元。高严收取了2万美元好处费。
事后，组织部门因褚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免去其红塔集团董事长天道信用卡最新章节。高严没有从褚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反而继续向红塔集团的新任领导打招呼，让秘书出面，购得7500箱香烟销往香港。等人非法获利400余万港元，高严从中拿到了180万港元。
另外，高严的儿子高新元开始频频向电力系统的工程项目插手。高严在明里暗里支持儿子捞工程，然后一转手就换成哗哗的票子。在高严的支持和纵容下，l998年至2002年，仅4年的时间，高新元在国家电力系统为他人承揽的项目造价高达近3亿元人民币，涉及6个企业。仅此一项，高新元就收受请托方所送人民币共计1080万元、美元5万。
此外，高严还很有“亲情”，对亲属非常“照顾”。在他的“关心”下，他的七姑八姨统统杀向“钱场”。高严的弟弟、妹妹、女婿、舅舅、表弟和一些朋友，共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
1997年8月，55岁的高严被任命为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次年，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从大学时代学电力专业，到担任国家电力公司的老总，他用了40年的时间。
云南省电视台的一位女主持人杨珊与就任云南省委书记不久的高严熟悉。经人引荐，见惯了东北女人的高严面对如此水灵的南方女子，眼睛顿时一亮。
透过高严的目光，这位名叫杨珊的云南省电视台女主持人知道又一个男人被她的美貌俘虏了。在宴席上，杨珊频频端杯，暗送秋波，使出了浑身解数，53岁的老“帅”成为倒在她石榴裙下的“马前卒”。很快，高严就与杨珊倒在了双人床上。高严在云南包养了杨珊几年，确实鱼水情深。猛然调到了北京，大有魂不守舍的感觉，朝思暮想、心迷神慌，根本无法做到气定神闲、坐班理事。为了逃避监督，高严在上海设立“行宫”，与杨珊共享奢华。1999年至2001年，高严多次去上海“治病”，为追求享受和私自活动方便，他要求下属公司为其在高级宾馆包租房间，每天食宿费高达1万元，共花费84万余元。2001年起，高严还在上海占用下属公司花费300多万元装修的一栋占地558平方米、价值650万元的高级别墅，并由该公司承担管理费用。同时，他自己拿出赃款293万元人民币在上海购买了一套豪华住房，为两人同居营造安乐窝。身为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的高严，就这样以养病为由，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行宫”里，经常在床上拥着杨珊，用电话遥控着国家电力公司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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