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没有赶上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在中央党校呆过半年。那时中央党校刚刚恢复，校舍破烂不堪。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与我比较熟，就经常让冯文彬同志找我去党校干这弄那。我当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总指挥，顾不过来。耀邦同志就通过中央组织部下令，让我上党校学习。我对耀邦同志说，你在中科院挨批时有一个“五子登科”，其中两个“子”（房子和炉子）与我有关。这次我什么都给你管，如果你再挨批，又得给你捎上。我当时是局级干部，由中央下令上党校学习算是个特例，因而在北京市引起了很多猜测，我那时的领导赵鹏飞同志还以为我要高升了，其实他不知道这又是一次半工半读。我的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课程，我的文化知识、建筑专业知识和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几乎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的。由于学习底子太差，我几十年来一直在补课，有时简直是“恶补”。我一生为学习所付出的艰辛，在学习中所碰到的困难，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武冠天穹最新章节。我很早就当了劳模。劳模是什么概念？那时候的劳模简单说就是：干得多、干得快、干得好，吃苦多、吃亏多、奉献多。多干、吃亏几乎成了劳模的缩影。我至今还记得张百发同志当时作报告讲的一句话，叫“学吃亏，会吃亏，经常吃亏不皱眉”。我是一个劳模，还是一个突击队长，不脱产，还得多干活，学习的时间只能从比别人更少的休息中去挤。那时的工棚是通铺，你要在工棚里点灯看书，别人就没法睡觉。夏天比较好办，冬天只好穿上棉袄、大头鞋，戴上口罩，到路灯底下去学习。算计时间，节省时间，合理利用时间，成了我一生的习惯。对我来说，从来没有无用的时间，包括零碎时间。每次睡觉以前，我总是要想一个题目，总怕早睡着了。碰到大的难的问题，不是趴在桌上想，而是躺在床上想。我的若干篇讲话、文章的提纲，几乎都是躺在床上想出来的。我这一生为学习吃的苦实在太多，我确实很累，需要休息，需要轻轻松松地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
我是1989年6月到中央工作的。老实讲，我一直不太愿意到上边来。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我都想方设法地婉拒了。我多次说过，我这个人不适宜在上层工作，喜欢在下边跑跑、在人群里跑跑，愿意干点看得见、**得着的活。1989年**过后，中央通知我到北京来，我对李鹏同志、杨尚昆同志说，我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但小平同志强调，动乱之后不准再讨价还价，我这才接了工作。到中央后，前3年分工宣传思想工作，后10年分工统战政协工作。两段工作，我都是边干边学。干得如何？只能由中央、由社会各界去评论。我自己只能说尽了心，尽了力，没有懈怠，没有大意。对选平同志在这次会上的总结报告，大家反映很好，认为九届政协工作很有成绩，也有不足。要我说，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足不管大小都和我有关。
13年工作当中，我发表了一些讲话、文章。像任何事物一样，对我的这些讲话、文章，看法也不会完全一致。文章是思想认识的载体。客观事物在不断变化，人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认识总有一定的局限性，文章自然也不例外。我的这些文章、讲话，不管好坏对错，都留在那里，都留给历史，表扬也好，批评也罢，都由不得我自己。但有一点我感到欣慰，我的所有讲话、文章，都是从工作出发的，都是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都是本人亲自动手的。
10年统战政协工作，我同各方面领导相处是好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与全国政协八、九两届各位副主席之间，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以及有关人民团体领导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关系融洽。我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近，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远；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亲，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疏。我是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同其他政治局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我是个直率人，讲话直来直去，不习惯当面说人的好话，也不喜欢背后说人的坏话，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可以说是个优点，也可以说是个毛病。直来直去，不分场合，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有时候让人家难以接受，下不了台。今天，我借这个机会郑重表示，向所有由于我的工作不周或言语不当而带来不快或者不便的同志，致以深深的歉意，请求你们给予谅解！10年来，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所有政协机关的同志，对我的工作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也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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