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郴州，作为与煤矿行业完全无关的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的绰号却是“曾矿长”——他独揽了全市矿权的审批。他的总家产高达6000多万元，这些钱财来自为行贿的私营矿主办理采矿证、争夺矿山资源，助违法人员甚至黑帮头目干预司法等等。曾锦春手中的王牌是纪委的“两规”权。在郴州，不论你是否党员、干部，一旦得罪了曾，很可能就有“两规”之虞。曾锦春曾被上级调查过三次，最后都不了了之，人称“三不倒书记”，但最终法网难逃。曾锦春的落马让我们反思：怎样防止官员权力的恶性膨胀？谁来监督监督者？
李真，他是中国的“第一秘书”。
从“政治暴发户”到“经济暴发户”，李真仅用了7年的时间。他的“能耐”在于，在当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的秘书时狐假虎威，大肆伸手敛财，被称为“河北第一秘书”。2003年11月，李真被执行死刑。从他身上影射的秘书现象，引起了各级领导干部和纪检机关的高度重视。领导应该怎样管好“身边人”？这是预防形形**职务犯罪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丛福奎，他是中国最迷信的“老佛爷”。
一位手握重权的河北省副省长，摇身一变成了求神拜佛的“老佛爷”，演绎出了一套全新的**版本。丛福奎不仅在佛教界有师父、有法号，供养起寺庙来更是一掷千金，甚至在被两规后仍大谈佛法，俨然一名虔诚的佛教弟子。然而，信佛对于丛福奎来说除了寄望个人命运外，还有更重要的利用价值，就是借佛敛财、倚佛洗钱。利用这种方式，千万余元的“善款”就这样从私企老板的口袋流向了丛福奎的荷包。2003年6月，丛福奎以受贿罪被判处死缓。丛福奎的倒下，给我党干部的信仰问题敲响了警钟。
余振东，他是中国涉案金额最多的外逃贪官。
涉案金额高达40亿！余振东创下了贪官涉案金额之最。时任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的余振东通过购买房地产，炒卖外汇，赌场挥霍等，将大部分资金转移海外，自己也随即仓惶出逃，以为至此万事大吉。岂料在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后仅一年的时间，他就在洛杉矶被美方执法人员拘押，并在2004年被驱逐出境并押送至中国。这是我国签署《联合国反**公约》及《中美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后，首名被押解回国的外逃贪官。
余振东暴露出金融系统监管的苍白无力。他的落网，对那些潜逃国外的巨贪们无疑是巨大的震慑，它预示着这些犯罪分子赖以栖身的“最后避风港”已不安全。
褚时健，他是我们最令人反思的“中国烟王”。
改革开放的第二年，褚时健担任了玉溪卷烟厂的厂长，从此踏上了他人生的辉煌期，18年间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但其个人总收入为80万元男神归来（娱乐圈）。巨大的失衡下，他悄悄向国家伸了手，在59岁这个特殊的时候带着无期徒刑的判决离开。“过不掩功，功不抵过”，这是中纪委对褚时健的一案的评价。毋庸讳言：褚时健案尖锐地呈现了一个当时已经显露的难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企领导人的的贡献与相应激励机制的断裂。
徐其耀，他是中国*最多的荒*贪官。
这位江苏省原建设厅厅长不仅“贪绩”卓著，而且在其桃色履历表上还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徐其耀被批准逮捕后，有关部门在他随身携带的包里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居然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100多个*的名字！为博红颜一笑，他一次就收受他人巨额贿赂2000多万元。2001年10月，徐其耀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财和色，是贪官绕不过的两大**。为此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说，凡是喜欢玩弄异性的官员，不管他有多能干，应该一律从权力岗位上除名。
马向东，他是中国最挥金如土的公款“赌神”。
据说马向东在澳门赌博的豪兴令港澳“赌神”都黯然失色——他在两年半时间内去澳门狂赌17次，4次登上澳门赌船“东方公主号”去公海赌博，曾3天输掉上千万元。但凡招商引资，他必定是走一路赌一路，就连1997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他也多次溜到香港、澳门进行豪赌。2001年10月，马向东因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判处死刑。马向东的“赌神”经历发人深省：为何他去豪赌的路途永远畅通无阻？怎样完善我国的禁赌立法，突破赌博难以治罪的立法难局，在官员头上架设起预防赌博的“高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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