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处长由不得我慢慢修炼，他认为，我是操作程序的异类，直接挑战过去的潜规则，当然影响处里的正常工作操作流程，如果不是周省长的关系，处长可能就要对我强制培训或强制待岗学习，等到操作熟悉后方可上岗。于是，处长再次与我进行了一次促膝谈心，几乎以耳提面命的方式，将他几十年在发改委及其他热门部门或叫做富裕部门的工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于我，以达到让我迅速进步的目的。
处长告诉我，作为一个第二省政府，即发改委，权力大得很，但也责任重大，风险也巨大，肩负着全省几乎所有的投资项目的考察和审批工作，大到与国家宏观政策乃至国际上的风云变幻紧密相连，小到与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休戚相关。因为国家、地方政府或企业新上一个项目，都将对原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改变。比如，重新批准一个火电厂上马，不管是民营投资还是国有资本，都事关电力公司的利益，怎么上网，如何定价，旺季和淡季如何平衡各电厂的关系，原来的电力企业和管网供求关系都将被打破。再则，火电厂还涉及电力设备企业、煤炭供需企业、火车运输、电力企业辅助设备供应商等，原来的所有暂时平衡和固有经济秩序都将发生重大改变，而发改委在审批这个项目时，都要考虑清楚，从大的方面说是为国家分忧，小的方面说是为老百姓解难。
“这么复杂的关系，我们发改委能弄清楚吗？”我问。
“弄不弄得清楚和如何审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表面上看起来要审批或不予审批，首先要弄清楚这些复杂的关系和过程，这是我们发改委最基础的工作，也是审批人要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但是，无论是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还是具有留学国外背景的杰出人才，一个部门或一个具体的审批人，都无法满足内容庞杂且千变万化的众多项目所要具备的审批知识的要求。国外是没有人在是否投资或不投资，把决定权拱手相让给与这个项目毫无相干的人的，谁投资谁负责谁受益，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和运作规律。但我们国家不一样，主要投资人是政府，说是政府其实就是被政府掌有实权或话语权的领导说了算。他们为了工作需要也好，为了个人功绩甚至私人某种目的需要也罢，乃至为了满足某些领导的某些个人偏好也可以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作出投资某个项目的决策来，主要原因就是决策者不需要对这个项目是否盈利亏损负责，这资本金包括后续资金，都不是来自领导者本人，而是来自政府财政或银行贷款，这个项目如果盈利，政府、单位、领导人都可以得到好处，如果亏损甚至倒闭，当年决策的领导们一走了之，甚至还可能在砸锅卖铁企业改制中得到好处，而最终买单的是国家、地方政府，一句话，最终买单的是纳税人。”
“处长，您的话我当然明白，但与慎重审批这个题目关系似乎不是很大。”
“你不用着急，我看来要把问题与你说透才行。”处长不知为何来了这么大的雅兴，要将自己全部的知识和心血，毫无保留地免费贡献给我。
处长继续说：“正因为决策者不用对决策科学与否、盈利与否负责，激发了一些地方政府首长的投资冲动，只要是投资额大的项目，只要能使政府体现面子和形象的工程，只要与垄断性行业有关联的企业，地方政府首长都争先恐后、削尖脑袋往里面钻。你和他们只要存在或曾经有过一点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都可能通过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找到你。你不批准他报批的项目，你就有可能成为忘恩负义、背典忘祖、是可忍孰不可忍的道德审判对象。因此，你不必为是否懂与不懂某个项目而发愁，你也不必以学习了解掌握了多少相关知识作为工作能力和水平的评判标准。是否审批，最根本的标准只有一个，领导同意我同意，领导暗示我明批，领导拒绝我想方设法挽留。”
“领导拒绝批准某个项目，作为处里还有能力挽留下来？”我越听越糊涂。
“领导同意与否，也没有一定的规范性的标准，如果有更大的领导要求批，他们当然批。另外，报批人与领导们走得近，沟通得多，或利益关系密切的项目容易批，即使被枪毙的项目，与领导循环游说疏通一番，或主管领导换人，那时，找出尘封已久的卷宗，说不定又可‘复活’……”
一席话说得我茅塞顿开，终于认识到：权力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体现一个人的价值，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凸现出耀眼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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